(苦读书 www.kudushu.org) 少年时，他抓过鱼、烤过酒、种过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青年时，当过自救队指导员、征粮组组长、区长，他不畏艰难、奋勇争先，为理想燃烧；中年时，他是农场副场长、糖厂副厂长，创造了无数奇迹。
滇越铁路上的蒸汽机车把他带到了昆明求学，遇见了开阔视野、启迪一生的导师先驱；在战场上，他是代号“黑猫”的情报员、神抢手；当时代的列车把他送进衷牢山时，磨炼的是他的身体与意志，激发出的是他无尽的创造力。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他是褚时健，生于1928年农历新年第一天，是属“牛”的龙子。
“少年时的劳作对我以后的人生很有帮助……所以，我从十几岁时就形成一个概念，从投入到产出，搞商品生产要计算仔细，干事情要有效益。有经营意识和良好的技术，才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有山村，名矣则
“属牛”的龙：褚时健出生了
蒸汽机车与铁皮盒子
秉性的养成：坚忍与宽厚
第一个名字的由来：“亲俄亲共”
无忧的山村小学时光
国变：抗战爆发
家变：父亲被炸伤
夜半烤酒：挑起家庭重担
家道中落：父亲走了
少年农夫：你不想上学了吗？
褚时健不是一个喜欢忆旧的人，“一直往前走”成为他人生各个时期的行为准则。人生进入80岁之后，同辈人所剩寥寥，当年事渐行渐远，他的兄弟姐妹逐一离去，褚家到他这一辈，再也没有能和他回忆当年的人了，故乡也就淡出了他的视线。只有谈及他一生对山水土地的钟情或探讨他性格特征的成因时，他的眼中才会现出故乡的山川风貌、父老乡亲……一切恍如昨日，历历在目。
有山村，名矣则
原云南省玉溪市华宁县禄丰乡的矣则村是褚时健的故乡。这里地处南盘江流域，依山傍水，却不是山清水秀的世外桃源。
南盘江是珠江的正源，自古以来就是云贵通往两广的必经水路。据说，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汉武帝派遣唐蒙沿牂牁江通夜郎，说服夜郎侯多同附于汉，在今盘江流域置夜郎县，后置牂牁郡。《御批通鉴辑览》注云：“古牂牁江即今南盘江。”
村后的那座山高而苍凉，如红土高原上常见的峰峦一样，山脊裸露。南盘江从村前流过，江边巨石堆积。湍急的水流打在石头上，激起一串串银白的“花束”飞散在半空。粗犷蛮荒的山野，桀骜不驯的激流，这个名叫矣则的山村似乎藏着某种张扬而严峻的力量。
褚家大院的房屋就在村里的高台地上。在这个相对贫穷的山村里，这座青瓦四合院显得颇有气派。褚时健的祖父褚发珍当过乡长和团总，人称“褚监生”，看来曾捐过功名。褚家不是矣则的原住民，他们在这个江边山村居住的历史，到褚发珍时不过两代。关于家族的来历，褚时健曾说过：“我们的祖先来自河南，清咸丰年间因屯垦戍边来到云南，不是当地的土著。”
不过，褚发珍的妻子的确是彝族人，她的老家就在南盘江边弥勒县的西山上。祖先的族别在云南并不重要，这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各民族间通婚在很多地方是很常见的事情，通婚也造就了民族血脉的交融，使得汉、彝两族在长相上颇有几分桕近。
褚发珍的妻子给他生了三个儿子：老大褚开学，老二褚开科，老三褚开运，另外还有一个女儿。
在褚时健的记忆里，他的大伯褚开学是个蛮有威仪的乡绅。褚开学在华宁县青龙区当过区长，因为家境富裕，后搬离矣则，迁到禄丰村车站住了。二伯褚开科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姑姑招了上门女婿单独过，也是种地为生。他的父亲褚开运则是个不安分的人，常年在外头跑买卖，主要经营个旧锡矿坑道里用的原木、炼矿时用的木炭，算是个木材商。他家门外就是滇越铁路，从各地收来的木材就靠这条铁路运往个旧。铁路运输在现在看来是很平常的营生，可搁在当时的云南，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
“属牛”的龙：褚时健出生了
褚时健出生时，他大伯的儿子褚时俊已经五岁，二伯的儿子褚时仁也已经可以满地疯跑、撒尿和泥了。褚开运的妻子褚王氏之前已经生过两个儿子，不想孩子到了两三岁就不幸夭折了。因此这个即将出生的孩子，让父母既期待又担忧。
农历年的大年三十，褚家没法儿安生过年，褚王氏临盆了。从褚王氏怀孕开始，褚开运夫妇就离开了老屋，在江边一处小院里居住，这么做据说是为了避开前两个儿子的夭折造成的阴影。褚开运在兔年和龙年交锚的时候等待了半宿，终于在大年初一天刚蒙蒙亮时，听到了孩子呱呱坠地时响亮的哭声。这个赶在龙年头上出生的孩子，是个又黑又胖的大小子。从老屋赶来看望的爷爷奶奶高兴得合不拢嘴，给孙子起了个小名叫“石柱”。
关于出生日期，笔者曾多次向褚时健本人求证，因为他的履历表上写的是1928年3月1日。褚时健的解释是，出生时辰讲的是农历，他一直没搞清对应的是公历的哪一天，参加革命队伍时就随便填了3月1日。日后有人查了万年历和褚家的家谱，确定这一天是公历1928年1月23日。其实在褚时健看来，出生日期没那么重要。他作为一个企业家光芒四射的时候，有人就用“龙”这个属相说事儿；可当他出了事儿之后，又有人用这个生日说事儿，他听到种种议论，淡然处之。他曾经问过笔者：“你相信这些吗？我不大信，我是个唯物主义者。”在85岁生日时，褚时健选择和80岁的老伴一起过生日。他在生日聚会上高声说：“我和老伴，我们两个都是属牛的，一辈子都要劳动，一辈子都离不开土地。”实际上，褚时健属大龙，马静芬则属鸡。
说起矣则，褚时健感慨：“我们这个村不是个大村子，当时只有十来户，就是到现在，也只有三四十户，从来都不昌盛。有山有水，土地却不多，村里有几百亩山地，水上不去，还是靠天吃饭，穷得很。我这些年有条件了，每年都要给村里十多万元，一直在帮他们。现在我们村有个不错的村委会主任，大家信任他，连任四届。他有心要改变矣则的面貌，我也有这个心意。我出了300多万元，帮他们修水管，引水上山，改变了土地缺水的状况，大家的日子好过了一些。现在云南省在搞‘最美乡村’，我也在想办法。我和村主任商量，全村39户人家，全部盖新房没有这个能力，能不能把老屋改造一下，土墙变砖墙，老屋架还可以用，房梁还是重新搞。我离开故乡都70年了，矣则还是穷，不变怎么行？”
滇越铁路从褚家老屋后通过。
褚时健那时还被人唤作石柱。他和父亲长得像，肤色黝黑，浓眉下那双眼睛也是又亮又黑。石柱每天都伴着江水的哗哗声入睡，随着火车的汽笛声醒来。这两样东西陪伴着矣则这个小小的村落，也丰富了小石柱天真的童年。
石柱三岁那年，弟弟褚时候出生了。1934年，家里又添了人口，这次是个女儿。不久，褚王氏又生了一个儿子。褚开运有了一个六口之家。
守着一条江，江水就成了石柱最初的玩伴。在他的记忆里，从来没有人教他游泳，江水就是他的老师，三四岁时，他已经和村里的小伙伴在江水里玩耍了。到了五六岁时，他能独自在江水中上下翻腾，像鱼一般自由自在。玩累了爬上岸，趴在江边的大石头上晒太阳。河谷里的太阳又毒又辣，背上的皮晒爆了一层又一层。阳光的颜色就这样一点点渗进了他的皮肤，让他的肤色在黝黑里透出了光亮。他后来回忆：“我们上面那一代，我大伯父黑，但他的儿子不黑；我像父亲，但我比他黑；伯父家的两个儿子和我一起玩，就这样一年一年地晒，晒得一年比一年黑。可以说，全村就数我们三兄弟最黑了。”与水为伴，石柱学会了另一项本事——抓鱼。起先是抓江边石缝里的小鱼，然后是巴掌长的鱼，再后来收获的就是游动在江中的尺把长的大鱼。抓鱼的方法也层出不穷，用手摸、用脚探、用树枝做的矛叉。到了六七岁时，石柱在水下摸鱼的本事就在小村里出了名。一直到几十年后，家乡的老者回忆起来，仍觉得石柱摸鱼的本事，哪怕是六七十年后，也没人能比得上。石柱摸到的鱼到底有多少，他自己没称过，但母亲知道。母亲从不担心儿子在水中的安全，她的儿子从小就没给家里添过麻烦，是个少见的“做事有谱气”的孩子。一直到做鱼需要的油和作料都没有了，她才对儿子说：“你不要再拿鱼了，没有油，咯是千吃呷（你不要再抓鱼了，没有油，只能干吃了）。”对母亲这种分不出是褒奖还是批评的话，石柱听了只是笑笑，抓鱼对他来说实在是一件乐事，他忍不住。多年以后，他被发配在红光劳改农场，抓鱼这项技能帮他和家人度过了难挨的饥荒。
蒸汽机车与铁皮盒子
陪伴他童年的另一个玩伴，就是那条滇越铁路。铁路不光是父亲挣钱养家需要的交通渠道，也是开启他懵懂心智的老师。
“这条铁路对我的影响太大了，我对工业产品的最初印象、对外面世界的认识，想来都和它有关系。我们村按说属于华宁县，但我的中学就是坐火车到昆明去上的，应该说，我们那个时候对昆明还更熟悉些，这都是因为铁路。”
这条从云南省会昆明开往越南海防的铁路，修建于20世纪初。当时英法两国为争夺殖民地在东南亚明争暗斗，云南与越、老、缅三国交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加之云南资源丰富，交通闭塞，在云南修建一条陆路通道，有着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意义。1898年，法国公使吕班照会清政府，以干涉归还辽东半岛有功为由，要求清政府允许法国自越南边界至云南省会修筑铁路。那时，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很难对列强提出的要求说“不”，只能在照会上答复“可允照办”，于是法国取得了滇越铁路的修筑权。
1901年，滇越铁路的越南段从海防经河内到老街的389千米路段开始修建。1903年，从河口沿南溪河北上，经碧色寨、开远、宜良、呈贡至昆明的466千米云南段也开始施工，整个工期历时七年。人们用“一颗道钉一滴血，一根枕木一条命”这样的话，来形容这条铁路修造的艰辛程度，就连当时的云南地方官员都说“此路实吾国血肉所造成矣”。1910年，滇越铁路全线通车。当时的西方媒体将它与1859年开凿的苏伊士运河、1914年通航的巴拿马运河并称为“世界三大工程奇迹”。
1910年（清宣统二年）3月31日，一辆黑色的蒸汽机车徐徐开进了昆明，车头上插着鲜艳的法国三色旗。据说，当这种钢铁动物轰隆隆驶进火车站时，围观的百姓充满了好奇与不安，胆小的人被汽笛声吓得四处逃散。云贵总督李经羲有这样的诗句：“耳畔才闻汽笛鸣，列车已出千里路。”可见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带给云南人民的震撼。百年之后客观来看，滇越铁路把一个闭塞的中国内陆省份一下子拉到大海边，铁路的建成让云南人领略了现代物质文明，同时也促进了先进文化的传播，催生了社会观念的变革。
围绕这条铁路发生的种种风云变幻，山村少年无从知晓，但铁路就从家门口经过，这是石柱每天都能看到的景象。长长延伸的铁轨，隆隆驶过的火车，给石柱带来了关于外面世界的信息，引发了他的各种猜想。他甚至天真地认为，外面的世界就是修建这条铁路的法国人过的那种生活。
1932年，一列法制米西林小型豪华旅行客车出现在这条路上。这列车采用铝合金做车厢壳体，车长20米，分主车与挂车，主车内有19张皮沙发软座，带有西餐厅和抽水马桶卫生间，挂车为行李车，车型为鲸鱼状流线型，以飞机引擎为发动机，功率117.6千瓦，大大超过蒸汽发动机，从昆明到海防港只需一天时间。这列与众不同的火车让铁路边的山村孩子们大开眼界，他们常常在旅行客车经过的时候聚在路边看着它驶过。有时候，客车车厢吹起的窗帘下会露出乘客的脸，那些影影绰绰的面容分明透着一种神秘。偶尔，他们也会从窗口扔出一只饼干桶抑或糖盒。小伙伴们就一拥而上跑去捡，谁跑得快谁就能捡到。
冒着白烟的蒸汽机车，风驰电掣的米西林快车，制作精良的铁皮盒子，都向山村少年石柱展示着工业产品的无穷魅力。他纳闷儿：这些精美的东西是人做出来的吗？它们是怎么做的呢？儿时飘忽而过的记忆，竟促使他一生都痴迷于对产品精益求精的追求。
秉性的养成：坚忍与宽厚
父亲常年在外，家里的农活儿都是母亲在做。石柱从五六岁时就成了母亲的帮手。在他眼中，身材不高也不壮的母亲，有着山一样的坚忍和水一样的宽厚。“回想起小时候，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母亲。母亲不爱说话，她只是用行动告诉你，事情要怎么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云南乡下，五六月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家境差点儿的人家，这段时间就揭不开锅了。褚家的情况要好一些，毕竟褚开运在外跑买卖，褚王氏会拿出家里的余粮接济断粮的乡亲，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后来。石柱记得，父亲意外身亡后，一家五口就靠母亲在三亩薄田里讨生活，家境窘迫起来。一天，快吃晚饭的时候，有个流浪汉来到家门口乞讨。家里哪里还有存粮呀，就靠石柱每天到江里摸鱼给长身体的弟弟妹妹填点儿荤腥。一看流浪汉的破碗递到了面前，石柱没好气地说：“没有没有，我们晚上都没吃的了，拿什么给你？”这话让在灶房做饭的母亲听见了，她端着半碗米饭走了出来，说：“石柱，不许这样说，不到无可奈何，谁愿意端个碗讨口。我们少吃几口死不了。”看着母亲将手中的米饭倒进那只破碗，石柱心里咯噔了一下。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以军事演习为名，突然向当地的中国驻军第29军发动进攻。第29军奋起抵抗，这就是著名的“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打响了。
就在这一年的九月，褚开运牵着儿子的手走进了禄丰村车站小学。
第一个名字的由来：“亲俄亲共”
走进学校时，石柱已经九岁了。这个黝黑的山村少年，好奇地打量着这所建在山壁上的学校。学校不大，只有几间教室、一个篮球场。不过沾了紧靠车站、交通便利的光，这所学校的生源和师资力量都不同于普通的乡村小学，可以算是当地最好的学校了。石柱的两个堂哥——褚时俊和褚时仁此时都在这所学校读书。
褚开运一直没给儿子取大名，小名石柱一叫就是九年。入学登记的时候，石柱终于有了第一个大名——褚时俄，这是学校老师给取的。按辈分来排，他的爷爷是“发”字辈，父亲一辈为“开”字，到了石柱这一辈，名字的中间是“时”字。褚家还有个讲究，石柱这一辈的名字最后的一个字必须有个单立人。
老师选的这个“俄”字虽说都符合要求，但念起来有点儿像女人的名字。据说这个取名的老师是个“布尔什维克”，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地处云南腹地的一所乡村小学的老师，给新来的学生取了个“亲俄亲共”的名字。
车站小学不远处就是禄丰车站。和小学所处的地形相比，车站的地势更加险要。两岸高山在这里变窄，形成了一道峡谷，盘江水在峡谷间呼啸奔涌，车站就建在江边断崖上。滇越铁路云南境内沿途设大小车站55个，全部采用法国东南部建筑的样式，红瓦黄墙的小楼，深长的屋檐、木质的百叶窗、铸铁镂空的花式三脚架、墙上标有“巴黎”字样的三面钟，无一不带有浓郁的法国风情。
禄丰站虽只有三条铁轨，却是滇越铁路上的一个特等站。特等站一般由法国人管理，车站的员工有法国人，也有越南人。六十年后，谈到故乡的这个车站，褚时健说：“我搞企业以后，回想我小时候见过的车站，一个特等站，只有六七个员工，管理得井井有条。这条铁路后来一直运营，货运和客运都很少了，车站的人倒多了，有二三十个。”这一比较，可见法国人当时的管理水平有多高。
一来是上学时年龄大了些，理解力要比别的孩子强，二来是真心喜欢读书，褚时健上学头几年一直是个好学生。他尤其喜欢上国文课，当时的课文大部分是文言文，老师要求白天教过的课文，晚自习时必须背诵，背出书来才能去睡觉，褚时健每天都抢在前头背完。
时至今日，他仍记得当年背诵过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那个时候不明白意思，只觉得这文字很美，有种说不出来的味道。”
上学第一年，他得到了人生的第一份奖品：一本书、一支笔。
初小四年，他年年是好学生，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
无忧的山村小学时光
车站小学的学生来自附近的村落，学校要求住校，每个星期回家一天。矣则离车站不过五六里地，都在南盘江一侧。当时没有公路从矣则直达禄丰车站，对孩子们来说，最便捷的路径就是沿着铁路走。滇越铁路是米轨，机车相对准轨火车要小。当蒸汽车头带着车厢爬坡的时候，火车的速度会放慢许多。学校地势在上，矣则在下，正好是火车爬坡的路段，褚时健从不放过扒火车上学的机会。火车来时，他先在铁道边准备好，火车一过，紧跑几步跟上，瞅准机会拉住车尾的把手，纵身跃上去，这样，火车就把他带到了学校。这一手别的孩子也会，只是胆子够不够大的问题。褚时健记得自己从来没有失误过，有的时候，机车上的工人还搭把手拉他们上车。
放学回村的路，大家只有乖乖沿铁路走了，矣则不是站点，又是下坡，火车的速度比上坡快，即使扒车，到时候也下不了车。
褚时健不想走回去，他琢磨出一个新办法，把衣服包好，顶在额头上，躺在江水里，让江水送自己回家。这一招儿在孩子中可是个创举，直到现在也没有人效仿。褚时健对自己的这个办法十分得意，多年后他说：“这种办法是我独有的，别人不行，主要靠水性。盘江到我们这一段，被两岸的山夹在中心，变得很窄。水流急，声响都比别处大。江边有很多大石头，江心还有暗礁，漂流也是件危险的事情，搞不好人就被撞飞了。不过我不怕，只要水温合适，我就用这种办法。要是没把握，我也不会这么做。”可见当年小小年纪的褚时健，已经有着超越年龄的判断能力，办事果断而不鲁莽，称得上是少年老成。
小学的生活艰苦而充满新鲜感，学生和老师都住在学校，师生之间关系很好。这些在小学教书的先生大都很年轻，除了教语文、数学，他们还要给学生上音乐、美术和体育课。褚时健后来回忆：“老师上课给我们讲的东西，教我们唱的歌，其实都是在传播朴素的民主思想和人生道理。我们那时候年纪小，还听不太明白。不过，我觉得老师讲得都很有道理。”
一天上课的时候，褚时健和同学们发现他们的班主任老师不见了，一同消失的还有两位年轻老师。后来才听说，这几位老师都是地下党员。当时，国民政府在禄丰车站设有一个警察分局，局长就是个特务，他已经掌握了车站小学老师的情况。就在他准备对这些潜伏在学校的“**分子”下手时，党组织得到情报，将三位老师连夜转移了。听到这个消息，学生们议论纷纷，他们不知道地下党是干什么的，只是听说再也见不到和蔼可亲的老师了，都觉得十分惋惜。
国变：抗战爆发
山河破碎，战火弥漫。就在褚时健上小学的这两个年头，日军铁蹄迅速践踏了中国的半壁江山，华北、华东、华中、华南都成了日军占领区。
中国主要的工业区和重要的沿海港口，先后落入了日军手中。此时，偏居一隅的滇越铁路显出了它的重要性，国民政府在海外购买的战略物资和民用物资、国际社会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大量物资都要通过它运入中国。
1940年，日军侵入越南。为了切断滇越铁路这条运输线，日军飞机多次轰炸云南，铁路沿线不时响起隆隆的爆炸声。当时，各国援华的大量物资仍积压在海防港。为了保住这条生命线，中方派抢修队日夜赶修。国民政府西南运输处主任宋子良亲自坐镇，督运海防积压物资。这一年6月，统治越南的法国殖民者慑于日军强大的军事力量，答应了日本的要求，宣布禁止中国货物由滇越铁路越南一方入境。
原先想保住这条生死运输线的国民政府，此时改变思路，炸断了两国交界的河口大桥，滚滚红河成为阻止日军沿铁路线入侵云南的天然屏障。同时，政府下令，将滇越铁路河口至碧色寨177千米路轨拆除，移铺至川滇铁路昆明至曲靖段，以形成与滇缅公路、驼峰航线联运的另一条运输大动脉。
国外运输停了，可国内昆明到个旧的火车还在运营，褚开运的生意和这条铁路分不开，虽说时不时会遇到日本飞机的轰炸，但为生计所迫，他坚持做着往个旧锡矿运送原木、木炭的生意。
家变：父亲被炸伤
十岁出头的褚时健，课余时间已经成了父亲的帮手。收来的原木是用来做矿坑内的支撑木的，每一根都有长度和粗细的要求，褚时健就管验收，拿着尺子替父亲把关。
这时的褚家，境况大不如前。操劳半辈子的奶奶先走了，爷爷褚发珍在一次上山伐木时受了重伤，拖了两三年，无可奈何地撒开双手也走了。二伯褚开科正值壮年，却一病不起，很快也离开了人世。而褚时健刚刚三岁的小弟，也莫名其妙地天折了。小小年纪的褚时健，在短短几年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亲人的离别。
就在这时，更大的变故出现了。1942年夏天，押车运木材的褚开运在个旧附近一个叫巡检司的小车站，碰上了日本飞机的轰炸。三架日本飞机在铁路上投下了数发炸弹。褚开运被炸弹的气浪掀起，严重震伤。
褚开运被炸伤时是在个旧，家里人都没有他的消息。直到半个月后褚开运被人抬回家中，褚王氏才知道丈夫受了重伤。这时她已经怀孕了，丈夫受了伤，孩子们年纪小，想到今后的日子，褚王氏心头仿佛压了块石头。
躺在家里的褚开运心情郁闷至极，他抱怨老天不公，自己一生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勤勤谨谨讨生活，怎么还落得如此下场？他恨日本人，跑到别的国家扔炸弹，还说什么“东亚共荣”；又担忧过去靠自己的买卖维持生计，如今买卖没了，自己成了废人，一家人怎么办？思来想去，却总是无解，褚开运成天唉声叹气。
就在这年秋天，褚王氏生下了最小的儿子，名叫褚时佐。
夜半烤酒：挑起家庭重担
父亲躺在床上，生意血本无归，三亩水田和十几亩山地成了一家人唯一的生活来源。十四岁的褚时健不得不帮母亲挑起了全家人生活的担子。他开始逃课，一到下午就从学校里消失了。回到家里，他要帮母亲砍柴、烧火做饭，还要承担地里的农活儿。
乱世多事，各地都有暴民聚众山林，当上了打家劫舍的土匪。村里境况好一些的农户们家里都买了家伙，以备不时之需。褚家老屋在村里算是显眼的宅子，不得不防。夜里，半大小子褚时健就抱着爷爷留下的捷克造步枪，担起了看家护院的责任。
后来回想起这段时间，褚时健从不提当时的艰难，留在他记忆中的仍是充满快乐的少年时光。他说：“我的成绩从读高小的时候就不行了，说起来都是逃课摸鱼闹的。每到下午上课，老师在黑板上写字，我就悄悄溜了。也就是这个时候，我的数学变得一团糟。数学是要跟着走的，缺了不行，我天天逃课，学分数时有好多环节搞不懂，咋个做得出来？所以上中学以后，我最怕的就是数学。”
其实，成绩下降怎么能怪摸鱼？天天逃课，是因为家里天天有做不完的事情。
爷爷留下一家酒坊，由褚时健家和二伯家共有，每家一半。父亲不能千活儿了，母亲把烤酒的事情交给了褚时健。她告诉儿子，如果烤的酒好，卖得出价来，一家人的日常开销就有了着落。
褚时健见过烤酒，那时候家境稍微宽松些，每年烤酒时会请来师傅，褚时健好琢磨，看也看会了。只是烤酒前需要准备大量柴火，过去是父亲和师傅做，现在一切都要靠自己，就连母亲也无暇顾及。
褚时健给家里的小毛驴架上了木车，到二十里外的山里去砍柴。砍上两三天，千把斤的燃料才能备好。轮到自己家烤酒的时候，他先找一些树根搭灶，灶的洞门小，就得把柴砍成能够塞得进去的块儿。烤酒用的大甑子要蒸700斤苞谷，褚时健一个人扛到酒坊，母亲帮他把苞谷泡上。泡到吃晚饭前，他就把这些苞谷捞进甑子，再把甑子支在大锅上蒸，一直要蒸到苞谷开花。烤酒的程序不算复杂，但需要耐心。褚时健总结为：“蒸煮的过程要十八九个小时，大约每两个小时要添一次火。火大了，汤锅容易烧干；火小了，粮食又蒸不透。添完火以后，还要把甑子里的粮食搅拌一次，控起来，调一调，再搅拌一次，这样才能蒸得均匀。”
山区夜黑，远近都没有了灯光，四野寂静，只听得到灶台下的柴火在噼啪燃烧。褚时健独自在酒坊里守夜，他不觉得害怕，只是担心这一夜怎么睡觉。不睡不行，干活儿需要体力，睡过了头更不行，锅烧干了，岂不坏了大事！这种担心没持续多久，很快，他自己都感到奇怪的事发生了，他体内的生物钟自然而然发生了改变，每两个小时会自动醒来。
“冬天，一般是晚上七点钟开始蒸苞谷，九点钟的时候，我还没有睡，浇一回水，之后我就睡着了，但是到十一点、第二天一点、三点我一定会醒。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从来不会因为睡觉误事。”褚时健回忆时颇为自豪地说。
半夜，褚王氏悄悄来到酒坊，儿子毕竟只有十四岁，她有些不放心。她没有叫醒儿子，只是在酒坊外静静地观察。她发现自己的担心有些多余，儿子好像上了闹钟，每隔两小时会自动醒来。加柴添火、搅拌，每道工序都做得井井有条，和烤酒师傅没什么两样。此后，褚王氏再也没有晚上到过酒坊，她对儿子一百二十个放心。她没有告诉过儿子自己曾在深夜到酒坊探访，可儿子知道母亲来过。褚时健说：“我了解我的母亲，她肯定来看过，看过就放心了，只是她不说。”
“我的母亲教会我很多，那时候家里担子那么重，她从来不说难。她是一个有责任心的母亲，但她从来没有表达过她对我们的爱。这一点，我和她一样。”
经过18个小时的蒸煮，第二天太阳下山时，蒸好的粮食就要拿出来晾干了。褚家的小酒坊规模不大，每天能出百十斤酒。但烧一次酒的劳动强度不小，十八九个小时，700多斤粮食，1000多斤燃料，放粮、蒸煮、搅拌、发酵、捞渣，全靠这个十多岁的少年一个人侍弄，顶得上两个成年的工人。这样的劳作，一直持续到褚时健上高中时。
家道中落：父亲走了
多年以后，所有的回忆变得单纯而凝重。褚时健说：“少年时的劳作对我以后的人生很有帮助。烤酒的实践让我懂得，烤酒要讲出酒率，就是你放100斤的苞谷要出多少酒才行。要追求效率，那就要讲技术，这些粮食熟透的程度、火的温度、酵母的培养，不从技术上搞好，酒就出不来。酒出不来就会亏本，不光补贴不了家里，我还读不成书。所以，我从十几岁时就形成一个概念，从投入到产出，搞商品生产要计算仔细，干事情要有效益。有经营意识和良好的技术，才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1943年6月，在病痛中煎熬了一年的褚开运预见自己的生命将走到尽头，他让妻子把还在学校上课的褚时健叫了回来。
褚时健匆匆赶回家时，发现除了家人之外，舅舅王之义一家也在。这一天，褚开运当着全家人表达了两个意愿：一是希望褚时健能和表妹王兰芬结成姻缘，因为儿子的婚姻是保证褚家香火得以延续的大事，而他看不到这一天了。第二件事是自己死后，要追随父母和兄长，安葬在大黑者老憨坨的祖坟里。
三天后，42岁的褚开运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途。
褚开运的第一个愿望最终没有实现。褚时健当时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压根儿还没有男女之情的意识。在他眼中，表妹王兰芬是个温柔娴静、长相漂亮的小姑娘，他们是血缘很近的表兄妹，他从没有想过要和这个年仅十一岁的小女孩成为夫妻。
很快，褚开运和自己的父兄们在祖坟里相聚，实现了他的第二个愿望。
给父亲的墓碑磕了最后一个头后，心怀伤痛的褚时健默默地站起身来，从这一刻起，他就是这个家里最年长的男人，他知道肩头的担子有多沉。
站在老憨坨山上看四下的山川，他突然发现，祖坟所在的位置有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气势。脚下是一个云蒸霞蔚的大坝子，南盘江水银链般在坝子里蜿蜒而过。远望层峦叠嶂，好像一道道青苍的波浪，汹涌澎湃；又似万马奔腾，呼啸而来，在他的眼前交汇。褚时健呆住了，他从来没有这么认真地观察过山川风物，也从来没有这样被自然界的景观深深震撼过。这一刻的体会，他再也无法忘记。
少年农夫：你不想上学了吗？
1943年，褚时健小学毕业，他放弃了上中学，回到了矣则。家里有太多的事情需要他。下田薅秧、上山打猎、下水摸鱼，褚时健似乎掌握了一个农夫所有的技能。他挂在嘴边的话是“同一块地，我要种就要比别人种得更好”，他好像真的打算成为一个与土地终身为伴的农夫。
没有人问他还想不想上学，母亲只是时时将眼光停在儿子身上，她知道，这个沉默寡言的孩子，心里有自己的主意。
暑假，已经到昆明读大学的堂哥褚时俊回来了，就住在褚家老屋。褚时健很高兴，他领着堂哥上山打兔子、套野鸡，下河里游泳、摸鱼，变着法子让堂哥感受乡间生活的乐趣。
他说：“我跟我这个堂哥最要好，他学习成绩好，考西南联大的时候，听说一千个人录取一个，他也考得上。他虽说不住在矣则，但每年回老家，我和他谈得最多，一点儿隔膜都没有。”在他心目中，这个聪明过人、见多识广的堂哥，算得上是当时自己的人生导师。
一天，褚时健把堂哥带到了南盘江边。他指着河滩上新开出来的一片地说：“你瞧瞧，这是我的地，我自己开的地。”
褚时俊十分惊奇：“你家三亩田都种不过来，你怎么还要跑到江边开荒？”
褚时健告诉堂哥一个秘密：“村子里有一个从四川搬迁来的外来户在坡地上种了几十棵黄果树，我看这树太好了，结的黄果酸酸甜甜的，很好吃。看来，我们这个地方适合种这种东西，我也想种。”
看着眼前兴致勃勃的堂弟，褚时俊沉默了。在他看来，堂弟是个天赋异禀的少年，有着常人没有的本事，那就是敢想敢做，而且做事有目标，要做就做到最好。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他的脚步还没有迈出，难道矣则是他的起点也是终点吗？
傍晚，褚时健从江里打上来七八条筷子长的鱼。兄弟俩在江边支了一个三脚架，挂起一口铁锅，边煮边吃。
白天的燥热退去，江面上凉风习习。看着兴致勃勃地煮鱼的褚时健，褚时俊问：“石柱，你不想读书了吗？”
褚时健愣住了。从心里讲，他喜欢上学，小学六年，他学到许多知识，眼界开阔了，变成了一个有文化的人，能不想上学吗？可眼前家里实在困难，母亲带着四个孩子，有自己帮衬，日子尚能过下去，如果自己走了……他不敢往下想。
褚时俊从他的眼里看到了答案。他告诉堂弟，外面的世界很大，你还没有真正看到它。只有读书，眼界才能打开，眼界开了，路才能宽，才能干一番事业，改变自己的命运。他还告诉堂弟，现在时局动荡，山河破碎，民族已到生死存亡之际，有志青年当担负使命，为国家民族尽绵薄之力。
褚时健沉默地看着江水，堂哥的话让他热血沸腾。
86岁时，褚时健说：“我当时差点儿就不读书了。是堂哥的一席话点醒了我，一定要读书，要走出山村，要改变命运。”
晚上，褚时俊和婶婶在堂屋里坐下，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婶婶，怕婶婶反对，他准备了种种说服她的理由。没想到，褚王氏只说了短短一句话：“我知道，再难也要让他读完中学。”
此后的一段时间，褚时健为出门读书做着准备。他没日没夜地烤酒，逢赶集就和母亲一起到集市上卖酒，积攒了一年的学费。
母亲心思更细些，怕儿子到昆明两眼一抹黑找不到庙门，专门跑到禄丰车站找到了站长。褚开运做生意的时候，和这个站长交情不错，站长的家就在昆明。褚王氏说：“我大儿子要到昆明读书了，他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到昆明能不能先到你家落个脚？”站长很爽快地答应了，他给褚王氏写了个字条，上面写着自己家的街道和门牌号码，并告诉褚王氏，让褚时健到昆明当晚就住在他家里。
一个到过昆明的亲戚告诉褚时健：“不认得路不怕，你喊一辆黄包车，把你要到哪里的条子给他看看，他就会把你送到那里，你只消给他钱就行了。”苦读书 www.kudushu.org
滇越铁路上的蒸汽机车把他带到了昆明求学，遇见了开阔视野、启迪一生的导师先驱；在战场上，他是代号“黑猫”的情报员、神抢手；当时代的列车把他送进衷牢山时，磨炼的是他的身体与意志，激发出的是他无尽的创造力。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他是褚时健，生于1928年农历新年第一天，是属“牛”的龙子。
“少年时的劳作对我以后的人生很有帮助……所以，我从十几岁时就形成一个概念，从投入到产出，搞商品生产要计算仔细，干事情要有效益。有经营意识和良好的技术，才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有山村，名矣则
“属牛”的龙：褚时健出生了
蒸汽机车与铁皮盒子
秉性的养成：坚忍与宽厚
第一个名字的由来：“亲俄亲共”
无忧的山村小学时光
国变：抗战爆发
家变：父亲被炸伤
夜半烤酒：挑起家庭重担
家道中落：父亲走了
少年农夫：你不想上学了吗？
褚时健不是一个喜欢忆旧的人，“一直往前走”成为他人生各个时期的行为准则。人生进入80岁之后，同辈人所剩寥寥，当年事渐行渐远，他的兄弟姐妹逐一离去，褚家到他这一辈，再也没有能和他回忆当年的人了，故乡也就淡出了他的视线。只有谈及他一生对山水土地的钟情或探讨他性格特征的成因时，他的眼中才会现出故乡的山川风貌、父老乡亲……一切恍如昨日，历历在目。
有山村，名矣则
原云南省玉溪市华宁县禄丰乡的矣则村是褚时健的故乡。这里地处南盘江流域，依山傍水，却不是山清水秀的世外桃源。
南盘江是珠江的正源，自古以来就是云贵通往两广的必经水路。据说，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汉武帝派遣唐蒙沿牂牁江通夜郎，说服夜郎侯多同附于汉，在今盘江流域置夜郎县，后置牂牁郡。《御批通鉴辑览》注云：“古牂牁江即今南盘江。”
村后的那座山高而苍凉，如红土高原上常见的峰峦一样，山脊裸露。南盘江从村前流过，江边巨石堆积。湍急的水流打在石头上，激起一串串银白的“花束”飞散在半空。粗犷蛮荒的山野，桀骜不驯的激流，这个名叫矣则的山村似乎藏着某种张扬而严峻的力量。
褚家大院的房屋就在村里的高台地上。在这个相对贫穷的山村里，这座青瓦四合院显得颇有气派。褚时健的祖父褚发珍当过乡长和团总，人称“褚监生”，看来曾捐过功名。褚家不是矣则的原住民，他们在这个江边山村居住的历史，到褚发珍时不过两代。关于家族的来历，褚时健曾说过：“我们的祖先来自河南，清咸丰年间因屯垦戍边来到云南，不是当地的土著。”
不过，褚发珍的妻子的确是彝族人，她的老家就在南盘江边弥勒县的西山上。祖先的族别在云南并不重要，这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各民族间通婚在很多地方是很常见的事情，通婚也造就了民族血脉的交融，使得汉、彝两族在长相上颇有几分桕近。
褚发珍的妻子给他生了三个儿子：老大褚开学，老二褚开科，老三褚开运，另外还有一个女儿。
在褚时健的记忆里，他的大伯褚开学是个蛮有威仪的乡绅。褚开学在华宁县青龙区当过区长，因为家境富裕，后搬离矣则，迁到禄丰村车站住了。二伯褚开科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姑姑招了上门女婿单独过，也是种地为生。他的父亲褚开运则是个不安分的人，常年在外头跑买卖，主要经营个旧锡矿坑道里用的原木、炼矿时用的木炭，算是个木材商。他家门外就是滇越铁路，从各地收来的木材就靠这条铁路运往个旧。铁路运输在现在看来是很平常的营生，可搁在当时的云南，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
“属牛”的龙：褚时健出生了
褚时健出生时，他大伯的儿子褚时俊已经五岁，二伯的儿子褚时仁也已经可以满地疯跑、撒尿和泥了。褚开运的妻子褚王氏之前已经生过两个儿子，不想孩子到了两三岁就不幸夭折了。因此这个即将出生的孩子，让父母既期待又担忧。
农历年的大年三十，褚家没法儿安生过年，褚王氏临盆了。从褚王氏怀孕开始，褚开运夫妇就离开了老屋，在江边一处小院里居住，这么做据说是为了避开前两个儿子的夭折造成的阴影。褚开运在兔年和龙年交锚的时候等待了半宿，终于在大年初一天刚蒙蒙亮时，听到了孩子呱呱坠地时响亮的哭声。这个赶在龙年头上出生的孩子，是个又黑又胖的大小子。从老屋赶来看望的爷爷奶奶高兴得合不拢嘴，给孙子起了个小名叫“石柱”。
关于出生日期，笔者曾多次向褚时健本人求证，因为他的履历表上写的是1928年3月1日。褚时健的解释是，出生时辰讲的是农历，他一直没搞清对应的是公历的哪一天，参加革命队伍时就随便填了3月1日。日后有人查了万年历和褚家的家谱，确定这一天是公历1928年1月23日。其实在褚时健看来，出生日期没那么重要。他作为一个企业家光芒四射的时候，有人就用“龙”这个属相说事儿；可当他出了事儿之后，又有人用这个生日说事儿，他听到种种议论，淡然处之。他曾经问过笔者：“你相信这些吗？我不大信，我是个唯物主义者。”在85岁生日时，褚时健选择和80岁的老伴一起过生日。他在生日聚会上高声说：“我和老伴，我们两个都是属牛的，一辈子都要劳动，一辈子都离不开土地。”实际上，褚时健属大龙，马静芬则属鸡。
说起矣则，褚时健感慨：“我们这个村不是个大村子，当时只有十来户，就是到现在，也只有三四十户，从来都不昌盛。有山有水，土地却不多，村里有几百亩山地，水上不去，还是靠天吃饭，穷得很。我这些年有条件了，每年都要给村里十多万元，一直在帮他们。现在我们村有个不错的村委会主任，大家信任他，连任四届。他有心要改变矣则的面貌，我也有这个心意。我出了300多万元，帮他们修水管，引水上山，改变了土地缺水的状况，大家的日子好过了一些。现在云南省在搞‘最美乡村’，我也在想办法。我和村主任商量，全村39户人家，全部盖新房没有这个能力，能不能把老屋改造一下，土墙变砖墙，老屋架还可以用，房梁还是重新搞。我离开故乡都70年了，矣则还是穷，不变怎么行？”
滇越铁路从褚家老屋后通过。
褚时健那时还被人唤作石柱。他和父亲长得像，肤色黝黑，浓眉下那双眼睛也是又亮又黑。石柱每天都伴着江水的哗哗声入睡，随着火车的汽笛声醒来。这两样东西陪伴着矣则这个小小的村落，也丰富了小石柱天真的童年。
石柱三岁那年，弟弟褚时候出生了。1934年，家里又添了人口，这次是个女儿。不久，褚王氏又生了一个儿子。褚开运有了一个六口之家。
守着一条江，江水就成了石柱最初的玩伴。在他的记忆里，从来没有人教他游泳，江水就是他的老师，三四岁时，他已经和村里的小伙伴在江水里玩耍了。到了五六岁时，他能独自在江水中上下翻腾，像鱼一般自由自在。玩累了爬上岸，趴在江边的大石头上晒太阳。河谷里的太阳又毒又辣，背上的皮晒爆了一层又一层。阳光的颜色就这样一点点渗进了他的皮肤，让他的肤色在黝黑里透出了光亮。他后来回忆：“我们上面那一代，我大伯父黑，但他的儿子不黑；我像父亲，但我比他黑；伯父家的两个儿子和我一起玩，就这样一年一年地晒，晒得一年比一年黑。可以说，全村就数我们三兄弟最黑了。”与水为伴，石柱学会了另一项本事——抓鱼。起先是抓江边石缝里的小鱼，然后是巴掌长的鱼，再后来收获的就是游动在江中的尺把长的大鱼。抓鱼的方法也层出不穷，用手摸、用脚探、用树枝做的矛叉。到了六七岁时，石柱在水下摸鱼的本事就在小村里出了名。一直到几十年后，家乡的老者回忆起来，仍觉得石柱摸鱼的本事，哪怕是六七十年后，也没人能比得上。石柱摸到的鱼到底有多少，他自己没称过，但母亲知道。母亲从不担心儿子在水中的安全，她的儿子从小就没给家里添过麻烦，是个少见的“做事有谱气”的孩子。一直到做鱼需要的油和作料都没有了，她才对儿子说：“你不要再拿鱼了，没有油，咯是千吃呷（你不要再抓鱼了，没有油，只能干吃了）。”对母亲这种分不出是褒奖还是批评的话，石柱听了只是笑笑，抓鱼对他来说实在是一件乐事，他忍不住。多年以后，他被发配在红光劳改农场，抓鱼这项技能帮他和家人度过了难挨的饥荒。
蒸汽机车与铁皮盒子
陪伴他童年的另一个玩伴，就是那条滇越铁路。铁路不光是父亲挣钱养家需要的交通渠道，也是开启他懵懂心智的老师。
“这条铁路对我的影响太大了，我对工业产品的最初印象、对外面世界的认识，想来都和它有关系。我们村按说属于华宁县，但我的中学就是坐火车到昆明去上的，应该说，我们那个时候对昆明还更熟悉些，这都是因为铁路。”
这条从云南省会昆明开往越南海防的铁路，修建于20世纪初。当时英法两国为争夺殖民地在东南亚明争暗斗，云南与越、老、缅三国交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加之云南资源丰富，交通闭塞，在云南修建一条陆路通道，有着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意义。1898年，法国公使吕班照会清政府，以干涉归还辽东半岛有功为由，要求清政府允许法国自越南边界至云南省会修筑铁路。那时，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很难对列强提出的要求说“不”，只能在照会上答复“可允照办”，于是法国取得了滇越铁路的修筑权。
1901年，滇越铁路的越南段从海防经河内到老街的389千米路段开始修建。1903年，从河口沿南溪河北上，经碧色寨、开远、宜良、呈贡至昆明的466千米云南段也开始施工，整个工期历时七年。人们用“一颗道钉一滴血，一根枕木一条命”这样的话，来形容这条铁路修造的艰辛程度，就连当时的云南地方官员都说“此路实吾国血肉所造成矣”。1910年，滇越铁路全线通车。当时的西方媒体将它与1859年开凿的苏伊士运河、1914年通航的巴拿马运河并称为“世界三大工程奇迹”。
1910年（清宣统二年）3月31日，一辆黑色的蒸汽机车徐徐开进了昆明，车头上插着鲜艳的法国三色旗。据说，当这种钢铁动物轰隆隆驶进火车站时，围观的百姓充满了好奇与不安，胆小的人被汽笛声吓得四处逃散。云贵总督李经羲有这样的诗句：“耳畔才闻汽笛鸣，列车已出千里路。”可见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带给云南人民的震撼。百年之后客观来看，滇越铁路把一个闭塞的中国内陆省份一下子拉到大海边，铁路的建成让云南人领略了现代物质文明，同时也促进了先进文化的传播，催生了社会观念的变革。
围绕这条铁路发生的种种风云变幻，山村少年无从知晓，但铁路就从家门口经过，这是石柱每天都能看到的景象。长长延伸的铁轨，隆隆驶过的火车，给石柱带来了关于外面世界的信息，引发了他的各种猜想。他甚至天真地认为，外面的世界就是修建这条铁路的法国人过的那种生活。
1932年，一列法制米西林小型豪华旅行客车出现在这条路上。这列车采用铝合金做车厢壳体，车长20米，分主车与挂车，主车内有19张皮沙发软座，带有西餐厅和抽水马桶卫生间，挂车为行李车，车型为鲸鱼状流线型，以飞机引擎为发动机，功率117.6千瓦，大大超过蒸汽发动机，从昆明到海防港只需一天时间。这列与众不同的火车让铁路边的山村孩子们大开眼界，他们常常在旅行客车经过的时候聚在路边看着它驶过。有时候，客车车厢吹起的窗帘下会露出乘客的脸，那些影影绰绰的面容分明透着一种神秘。偶尔，他们也会从窗口扔出一只饼干桶抑或糖盒。小伙伴们就一拥而上跑去捡，谁跑得快谁就能捡到。
冒着白烟的蒸汽机车，风驰电掣的米西林快车，制作精良的铁皮盒子，都向山村少年石柱展示着工业产品的无穷魅力。他纳闷儿：这些精美的东西是人做出来的吗？它们是怎么做的呢？儿时飘忽而过的记忆，竟促使他一生都痴迷于对产品精益求精的追求。
秉性的养成：坚忍与宽厚
父亲常年在外，家里的农活儿都是母亲在做。石柱从五六岁时就成了母亲的帮手。在他眼中，身材不高也不壮的母亲，有着山一样的坚忍和水一样的宽厚。“回想起小时候，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母亲。母亲不爱说话，她只是用行动告诉你，事情要怎么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云南乡下，五六月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家境差点儿的人家，这段时间就揭不开锅了。褚家的情况要好一些，毕竟褚开运在外跑买卖，褚王氏会拿出家里的余粮接济断粮的乡亲，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后来。石柱记得，父亲意外身亡后，一家五口就靠母亲在三亩薄田里讨生活，家境窘迫起来。一天，快吃晚饭的时候，有个流浪汉来到家门口乞讨。家里哪里还有存粮呀，就靠石柱每天到江里摸鱼给长身体的弟弟妹妹填点儿荤腥。一看流浪汉的破碗递到了面前，石柱没好气地说：“没有没有，我们晚上都没吃的了，拿什么给你？”这话让在灶房做饭的母亲听见了，她端着半碗米饭走了出来，说：“石柱，不许这样说，不到无可奈何，谁愿意端个碗讨口。我们少吃几口死不了。”看着母亲将手中的米饭倒进那只破碗，石柱心里咯噔了一下。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以军事演习为名，突然向当地的中国驻军第29军发动进攻。第29军奋起抵抗，这就是著名的“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打响了。
就在这一年的九月，褚开运牵着儿子的手走进了禄丰村车站小学。
第一个名字的由来：“亲俄亲共”
走进学校时，石柱已经九岁了。这个黝黑的山村少年，好奇地打量着这所建在山壁上的学校。学校不大，只有几间教室、一个篮球场。不过沾了紧靠车站、交通便利的光，这所学校的生源和师资力量都不同于普通的乡村小学，可以算是当地最好的学校了。石柱的两个堂哥——褚时俊和褚时仁此时都在这所学校读书。
褚开运一直没给儿子取大名，小名石柱一叫就是九年。入学登记的时候，石柱终于有了第一个大名——褚时俄，这是学校老师给取的。按辈分来排，他的爷爷是“发”字辈，父亲一辈为“开”字，到了石柱这一辈，名字的中间是“时”字。褚家还有个讲究，石柱这一辈的名字最后的一个字必须有个单立人。
老师选的这个“俄”字虽说都符合要求，但念起来有点儿像女人的名字。据说这个取名的老师是个“布尔什维克”，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地处云南腹地的一所乡村小学的老师，给新来的学生取了个“亲俄亲共”的名字。
车站小学不远处就是禄丰车站。和小学所处的地形相比，车站的地势更加险要。两岸高山在这里变窄，形成了一道峡谷，盘江水在峡谷间呼啸奔涌，车站就建在江边断崖上。滇越铁路云南境内沿途设大小车站55个，全部采用法国东南部建筑的样式，红瓦黄墙的小楼，深长的屋檐、木质的百叶窗、铸铁镂空的花式三脚架、墙上标有“巴黎”字样的三面钟，无一不带有浓郁的法国风情。
禄丰站虽只有三条铁轨，却是滇越铁路上的一个特等站。特等站一般由法国人管理，车站的员工有法国人，也有越南人。六十年后，谈到故乡的这个车站，褚时健说：“我搞企业以后，回想我小时候见过的车站，一个特等站，只有六七个员工，管理得井井有条。这条铁路后来一直运营，货运和客运都很少了，车站的人倒多了，有二三十个。”这一比较，可见法国人当时的管理水平有多高。
一来是上学时年龄大了些，理解力要比别的孩子强，二来是真心喜欢读书，褚时健上学头几年一直是个好学生。他尤其喜欢上国文课，当时的课文大部分是文言文，老师要求白天教过的课文，晚自习时必须背诵，背出书来才能去睡觉，褚时健每天都抢在前头背完。
时至今日，他仍记得当年背诵过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那个时候不明白意思，只觉得这文字很美，有种说不出来的味道。”
上学第一年，他得到了人生的第一份奖品：一本书、一支笔。
初小四年，他年年是好学生，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
无忧的山村小学时光
车站小学的学生来自附近的村落，学校要求住校，每个星期回家一天。矣则离车站不过五六里地，都在南盘江一侧。当时没有公路从矣则直达禄丰车站，对孩子们来说，最便捷的路径就是沿着铁路走。滇越铁路是米轨，机车相对准轨火车要小。当蒸汽车头带着车厢爬坡的时候，火车的速度会放慢许多。学校地势在上，矣则在下，正好是火车爬坡的路段，褚时健从不放过扒火车上学的机会。火车来时，他先在铁道边准备好，火车一过，紧跑几步跟上，瞅准机会拉住车尾的把手，纵身跃上去，这样，火车就把他带到了学校。这一手别的孩子也会，只是胆子够不够大的问题。褚时健记得自己从来没有失误过，有的时候，机车上的工人还搭把手拉他们上车。
放学回村的路，大家只有乖乖沿铁路走了，矣则不是站点，又是下坡，火车的速度比上坡快，即使扒车，到时候也下不了车。
褚时健不想走回去，他琢磨出一个新办法，把衣服包好，顶在额头上，躺在江水里，让江水送自己回家。这一招儿在孩子中可是个创举，直到现在也没有人效仿。褚时健对自己的这个办法十分得意，多年后他说：“这种办法是我独有的，别人不行，主要靠水性。盘江到我们这一段，被两岸的山夹在中心，变得很窄。水流急，声响都比别处大。江边有很多大石头，江心还有暗礁，漂流也是件危险的事情，搞不好人就被撞飞了。不过我不怕，只要水温合适，我就用这种办法。要是没把握，我也不会这么做。”可见当年小小年纪的褚时健，已经有着超越年龄的判断能力，办事果断而不鲁莽，称得上是少年老成。
小学的生活艰苦而充满新鲜感，学生和老师都住在学校，师生之间关系很好。这些在小学教书的先生大都很年轻，除了教语文、数学，他们还要给学生上音乐、美术和体育课。褚时健后来回忆：“老师上课给我们讲的东西，教我们唱的歌，其实都是在传播朴素的民主思想和人生道理。我们那时候年纪小，还听不太明白。不过，我觉得老师讲得都很有道理。”
一天上课的时候，褚时健和同学们发现他们的班主任老师不见了，一同消失的还有两位年轻老师。后来才听说，这几位老师都是地下党员。当时，国民政府在禄丰车站设有一个警察分局，局长就是个特务，他已经掌握了车站小学老师的情况。就在他准备对这些潜伏在学校的“**分子”下手时，党组织得到情报，将三位老师连夜转移了。听到这个消息，学生们议论纷纷，他们不知道地下党是干什么的，只是听说再也见不到和蔼可亲的老师了，都觉得十分惋惜。
国变：抗战爆发
山河破碎，战火弥漫。就在褚时健上小学的这两个年头，日军铁蹄迅速践踏了中国的半壁江山，华北、华东、华中、华南都成了日军占领区。
中国主要的工业区和重要的沿海港口，先后落入了日军手中。此时，偏居一隅的滇越铁路显出了它的重要性，国民政府在海外购买的战略物资和民用物资、国际社会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大量物资都要通过它运入中国。
1940年，日军侵入越南。为了切断滇越铁路这条运输线，日军飞机多次轰炸云南，铁路沿线不时响起隆隆的爆炸声。当时，各国援华的大量物资仍积压在海防港。为了保住这条生命线，中方派抢修队日夜赶修。国民政府西南运输处主任宋子良亲自坐镇，督运海防积压物资。这一年6月，统治越南的法国殖民者慑于日军强大的军事力量，答应了日本的要求，宣布禁止中国货物由滇越铁路越南一方入境。
原先想保住这条生死运输线的国民政府，此时改变思路，炸断了两国交界的河口大桥，滚滚红河成为阻止日军沿铁路线入侵云南的天然屏障。同时，政府下令，将滇越铁路河口至碧色寨177千米路轨拆除，移铺至川滇铁路昆明至曲靖段，以形成与滇缅公路、驼峰航线联运的另一条运输大动脉。
国外运输停了，可国内昆明到个旧的火车还在运营，褚开运的生意和这条铁路分不开，虽说时不时会遇到日本飞机的轰炸，但为生计所迫，他坚持做着往个旧锡矿运送原木、木炭的生意。
家变：父亲被炸伤
十岁出头的褚时健，课余时间已经成了父亲的帮手。收来的原木是用来做矿坑内的支撑木的，每一根都有长度和粗细的要求，褚时健就管验收，拿着尺子替父亲把关。
这时的褚家，境况大不如前。操劳半辈子的奶奶先走了，爷爷褚发珍在一次上山伐木时受了重伤，拖了两三年，无可奈何地撒开双手也走了。二伯褚开科正值壮年，却一病不起，很快也离开了人世。而褚时健刚刚三岁的小弟，也莫名其妙地天折了。小小年纪的褚时健，在短短几年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亲人的离别。
就在这时，更大的变故出现了。1942年夏天，押车运木材的褚开运在个旧附近一个叫巡检司的小车站，碰上了日本飞机的轰炸。三架日本飞机在铁路上投下了数发炸弹。褚开运被炸弹的气浪掀起，严重震伤。
褚开运被炸伤时是在个旧，家里人都没有他的消息。直到半个月后褚开运被人抬回家中，褚王氏才知道丈夫受了重伤。这时她已经怀孕了，丈夫受了伤，孩子们年纪小，想到今后的日子，褚王氏心头仿佛压了块石头。
躺在家里的褚开运心情郁闷至极，他抱怨老天不公，自己一生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勤勤谨谨讨生活，怎么还落得如此下场？他恨日本人，跑到别的国家扔炸弹，还说什么“东亚共荣”；又担忧过去靠自己的买卖维持生计，如今买卖没了，自己成了废人，一家人怎么办？思来想去，却总是无解，褚开运成天唉声叹气。
就在这年秋天，褚王氏生下了最小的儿子，名叫褚时佐。
夜半烤酒：挑起家庭重担
父亲躺在床上，生意血本无归，三亩水田和十几亩山地成了一家人唯一的生活来源。十四岁的褚时健不得不帮母亲挑起了全家人生活的担子。他开始逃课，一到下午就从学校里消失了。回到家里，他要帮母亲砍柴、烧火做饭，还要承担地里的农活儿。
乱世多事，各地都有暴民聚众山林，当上了打家劫舍的土匪。村里境况好一些的农户们家里都买了家伙，以备不时之需。褚家老屋在村里算是显眼的宅子，不得不防。夜里，半大小子褚时健就抱着爷爷留下的捷克造步枪，担起了看家护院的责任。
后来回想起这段时间，褚时健从不提当时的艰难，留在他记忆中的仍是充满快乐的少年时光。他说：“我的成绩从读高小的时候就不行了，说起来都是逃课摸鱼闹的。每到下午上课，老师在黑板上写字，我就悄悄溜了。也就是这个时候，我的数学变得一团糟。数学是要跟着走的，缺了不行，我天天逃课，学分数时有好多环节搞不懂，咋个做得出来？所以上中学以后，我最怕的就是数学。”
其实，成绩下降怎么能怪摸鱼？天天逃课，是因为家里天天有做不完的事情。
爷爷留下一家酒坊，由褚时健家和二伯家共有，每家一半。父亲不能千活儿了，母亲把烤酒的事情交给了褚时健。她告诉儿子，如果烤的酒好，卖得出价来，一家人的日常开销就有了着落。
褚时健见过烤酒，那时候家境稍微宽松些，每年烤酒时会请来师傅，褚时健好琢磨，看也看会了。只是烤酒前需要准备大量柴火，过去是父亲和师傅做，现在一切都要靠自己，就连母亲也无暇顾及。
褚时健给家里的小毛驴架上了木车，到二十里外的山里去砍柴。砍上两三天，千把斤的燃料才能备好。轮到自己家烤酒的时候，他先找一些树根搭灶，灶的洞门小，就得把柴砍成能够塞得进去的块儿。烤酒用的大甑子要蒸700斤苞谷，褚时健一个人扛到酒坊，母亲帮他把苞谷泡上。泡到吃晚饭前，他就把这些苞谷捞进甑子，再把甑子支在大锅上蒸，一直要蒸到苞谷开花。烤酒的程序不算复杂，但需要耐心。褚时健总结为：“蒸煮的过程要十八九个小时，大约每两个小时要添一次火。火大了，汤锅容易烧干；火小了，粮食又蒸不透。添完火以后，还要把甑子里的粮食搅拌一次，控起来，调一调，再搅拌一次，这样才能蒸得均匀。”
山区夜黑，远近都没有了灯光，四野寂静，只听得到灶台下的柴火在噼啪燃烧。褚时健独自在酒坊里守夜，他不觉得害怕，只是担心这一夜怎么睡觉。不睡不行，干活儿需要体力，睡过了头更不行，锅烧干了，岂不坏了大事！这种担心没持续多久，很快，他自己都感到奇怪的事发生了，他体内的生物钟自然而然发生了改变，每两个小时会自动醒来。
“冬天，一般是晚上七点钟开始蒸苞谷，九点钟的时候，我还没有睡，浇一回水，之后我就睡着了，但是到十一点、第二天一点、三点我一定会醒。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从来不会因为睡觉误事。”褚时健回忆时颇为自豪地说。
半夜，褚王氏悄悄来到酒坊，儿子毕竟只有十四岁，她有些不放心。她没有叫醒儿子，只是在酒坊外静静地观察。她发现自己的担心有些多余，儿子好像上了闹钟，每隔两小时会自动醒来。加柴添火、搅拌，每道工序都做得井井有条，和烤酒师傅没什么两样。此后，褚王氏再也没有晚上到过酒坊，她对儿子一百二十个放心。她没有告诉过儿子自己曾在深夜到酒坊探访，可儿子知道母亲来过。褚时健说：“我了解我的母亲，她肯定来看过，看过就放心了，只是她不说。”
“我的母亲教会我很多，那时候家里担子那么重，她从来不说难。她是一个有责任心的母亲，但她从来没有表达过她对我们的爱。这一点，我和她一样。”
经过18个小时的蒸煮，第二天太阳下山时，蒸好的粮食就要拿出来晾干了。褚家的小酒坊规模不大，每天能出百十斤酒。但烧一次酒的劳动强度不小，十八九个小时，700多斤粮食，1000多斤燃料，放粮、蒸煮、搅拌、发酵、捞渣，全靠这个十多岁的少年一个人侍弄，顶得上两个成年的工人。这样的劳作，一直持续到褚时健上高中时。
家道中落：父亲走了
多年以后，所有的回忆变得单纯而凝重。褚时健说：“少年时的劳作对我以后的人生很有帮助。烤酒的实践让我懂得，烤酒要讲出酒率，就是你放100斤的苞谷要出多少酒才行。要追求效率，那就要讲技术，这些粮食熟透的程度、火的温度、酵母的培养，不从技术上搞好，酒就出不来。酒出不来就会亏本，不光补贴不了家里，我还读不成书。所以，我从十几岁时就形成一个概念，从投入到产出，搞商品生产要计算仔细，干事情要有效益。有经营意识和良好的技术，才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1943年6月，在病痛中煎熬了一年的褚开运预见自己的生命将走到尽头，他让妻子把还在学校上课的褚时健叫了回来。
褚时健匆匆赶回家时，发现除了家人之外，舅舅王之义一家也在。这一天，褚开运当着全家人表达了两个意愿：一是希望褚时健能和表妹王兰芬结成姻缘，因为儿子的婚姻是保证褚家香火得以延续的大事，而他看不到这一天了。第二件事是自己死后，要追随父母和兄长，安葬在大黑者老憨坨的祖坟里。
三天后，42岁的褚开运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途。
褚开运的第一个愿望最终没有实现。褚时健当时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压根儿还没有男女之情的意识。在他眼中，表妹王兰芬是个温柔娴静、长相漂亮的小姑娘，他们是血缘很近的表兄妹，他从没有想过要和这个年仅十一岁的小女孩成为夫妻。
很快，褚开运和自己的父兄们在祖坟里相聚，实现了他的第二个愿望。
给父亲的墓碑磕了最后一个头后，心怀伤痛的褚时健默默地站起身来，从这一刻起，他就是这个家里最年长的男人，他知道肩头的担子有多沉。
站在老憨坨山上看四下的山川，他突然发现，祖坟所在的位置有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气势。脚下是一个云蒸霞蔚的大坝子，南盘江水银链般在坝子里蜿蜒而过。远望层峦叠嶂，好像一道道青苍的波浪，汹涌澎湃；又似万马奔腾，呼啸而来，在他的眼前交汇。褚时健呆住了，他从来没有这么认真地观察过山川风物，也从来没有这样被自然界的景观深深震撼过。这一刻的体会，他再也无法忘记。
少年农夫：你不想上学了吗？
1943年，褚时健小学毕业，他放弃了上中学，回到了矣则。家里有太多的事情需要他。下田薅秧、上山打猎、下水摸鱼，褚时健似乎掌握了一个农夫所有的技能。他挂在嘴边的话是“同一块地，我要种就要比别人种得更好”，他好像真的打算成为一个与土地终身为伴的农夫。
没有人问他还想不想上学，母亲只是时时将眼光停在儿子身上，她知道，这个沉默寡言的孩子，心里有自己的主意。
暑假，已经到昆明读大学的堂哥褚时俊回来了，就住在褚家老屋。褚时健很高兴，他领着堂哥上山打兔子、套野鸡，下河里游泳、摸鱼，变着法子让堂哥感受乡间生活的乐趣。
他说：“我跟我这个堂哥最要好，他学习成绩好，考西南联大的时候，听说一千个人录取一个，他也考得上。他虽说不住在矣则，但每年回老家，我和他谈得最多，一点儿隔膜都没有。”在他心目中，这个聪明过人、见多识广的堂哥，算得上是当时自己的人生导师。
一天，褚时健把堂哥带到了南盘江边。他指着河滩上新开出来的一片地说：“你瞧瞧，这是我的地，我自己开的地。”
褚时俊十分惊奇：“你家三亩田都种不过来，你怎么还要跑到江边开荒？”
褚时健告诉堂哥一个秘密：“村子里有一个从四川搬迁来的外来户在坡地上种了几十棵黄果树，我看这树太好了，结的黄果酸酸甜甜的，很好吃。看来，我们这个地方适合种这种东西，我也想种。”
看着眼前兴致勃勃的堂弟，褚时俊沉默了。在他看来，堂弟是个天赋异禀的少年，有着常人没有的本事，那就是敢想敢做，而且做事有目标，要做就做到最好。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他的脚步还没有迈出，难道矣则是他的起点也是终点吗？
傍晚，褚时健从江里打上来七八条筷子长的鱼。兄弟俩在江边支了一个三脚架，挂起一口铁锅，边煮边吃。
白天的燥热退去，江面上凉风习习。看着兴致勃勃地煮鱼的褚时健，褚时俊问：“石柱，你不想读书了吗？”
褚时健愣住了。从心里讲，他喜欢上学，小学六年，他学到许多知识，眼界开阔了，变成了一个有文化的人，能不想上学吗？可眼前家里实在困难，母亲带着四个孩子，有自己帮衬，日子尚能过下去，如果自己走了……他不敢往下想。
褚时俊从他的眼里看到了答案。他告诉堂弟，外面的世界很大，你还没有真正看到它。只有读书，眼界才能打开，眼界开了，路才能宽，才能干一番事业，改变自己的命运。他还告诉堂弟，现在时局动荡，山河破碎，民族已到生死存亡之际，有志青年当担负使命，为国家民族尽绵薄之力。
褚时健沉默地看着江水，堂哥的话让他热血沸腾。
86岁时，褚时健说：“我当时差点儿就不读书了。是堂哥的一席话点醒了我，一定要读书，要走出山村，要改变命运。”
晚上，褚时俊和婶婶在堂屋里坐下，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婶婶，怕婶婶反对，他准备了种种说服她的理由。没想到，褚王氏只说了短短一句话：“我知道，再难也要让他读完中学。”
此后的一段时间，褚时健为出门读书做着准备。他没日没夜地烤酒，逢赶集就和母亲一起到集市上卖酒，积攒了一年的学费。
母亲心思更细些，怕儿子到昆明两眼一抹黑找不到庙门，专门跑到禄丰车站找到了站长。褚开运做生意的时候，和这个站长交情不错，站长的家就在昆明。褚王氏说：“我大儿子要到昆明读书了，他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到昆明能不能先到你家落个脚？”站长很爽快地答应了，他给褚王氏写了个字条，上面写着自己家的街道和门牌号码，并告诉褚王氏，让褚时健到昆明当晚就住在他家里。
一个到过昆明的亲戚告诉褚时健：“不认得路不怕，你喊一辆黄包车，把你要到哪里的条子给他看看，他就会把你送到那里，你只消给他钱就行了。”苦读书 www.kudushu.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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