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书 www.kudushu.org) 李谕他们找到了警察总监吴炳湘，说道：“长官，都是学生的爱国运动，要是因为这个抓他们，恐怕会背个不好的名声。”
“原来是李大学士，”吴炳湘恭敬道，然后面露苦涩，“我哪能不知道！抓几个学生完全是为了给上头交代，就算抓到监狱里，我也得一个个当宝贝养着，哪敢动他们一根手指头。”
李谕说：“估计上头不敢针对学生，要拿你出来顶包。你不抓学生要顶包，抓了还要顶包。”
“哎！谁说不是！”吴炳湘叹了口气，“我就是两头不得好！李大学士，你是文化人，回去给学生说说，差不多得了，最少别放火嘛，要不我真的很难做。”
李谕说：“偶发情况罢了，而且终归没出什么人命。你年轻上二十岁，说不定更出格。”
吴炳湘说：“李大学士，你再告诉学生，只要他们同意放弃7号的游行，被抓的学生我悉数放回。”
李谕说：“有劳长官照顾学生。”
这才只是个开始，以后游行的学生甚至巴不得进监狱，甚至带上洗漱用品，警察送都送不走。
可能吴炳湘本人秉承着过往“刑不上大夫”的观点，不敢动大学生。——这时候的大学生确实是真正的天之骄子。
几个警察扶着章宗祥和一个日本人走了出来，旁边被抓的学生仍不住咒骂，章宗祥眼镜都找不到了，扶着流血的脑袋，没敢还嘴。
闻一多代表清华说：“我校僻处西郊，未来得及进城，从今日起与各校一致行动！”
吴炳湘连忙说：“哎哟呦，章公使！还好您没事。”
傅斯年向来有组织能力，让他出面没啥问题。傅斯年说：“我希望大家在此后的游行中可以听从指挥，不要做出太出格的事，不然咱们有理变成无理就不好办了。”
章宗祥指着脑袋，没好气地回道：“这叫没事？”
傅斯年气愤道：“真不知道上位者天天在想什么！”
吴炳湘看这个日本人没什么大碍，更加放心：“两位快随我回去走个过场，录点口供。”
“这不还是交易吗？卖国的交易！”傅斯年说。
胡适说：“我提过很多次，单纯把罢课用作武器是最不经济的方法，是下下策。屡用不已，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罢课于敌人无损，于自己却有大损失。”
——
其他学校的学生能聚集过来，说明他们已经默契地都选择了罢课。
李谕说：“据我所知，他们还是倾向于签字。”
罗家伦说：“既然参加的学校更多了，我们应组成学生联合会，推举一名临时主席，我投傅斯年一票。”
学生气血上涌，突然出手打了过来，傅斯年没想到他动手，眼镜被打碎在地。
李谕叹道：“所以说还没有结束。如果没有什么事情横叉出来，北洋政府肯定会同意签字。而一旦签字，山东就真的不好要回了。”
旁边的日本人叫做中江丑吉，受了点轻伤。他是日本记者，不过是日本的左翼，反对侵略，酷爱中国文化。
李谕说：“你们的抗争很是时候，昨天，就在你们进行游行的时候，巴黎的最高会议通过了最终结果，等待文件送回各国后，一个月后就要举行签字仪式。”
傅斯年愕然：“我们不就白争取了？难道他们还想学爱新觉罗、叶赫那拉，去签卖国条约？这是为什么？！”
五四虽然感觉北大最出风头，其实各校都联合起来了，而且后来清华的表现极为强硬，被抓的学生相当多，因为他们列队更加整齐，一抓就是一群。
旁边的学生破口大骂：“卖国贼！竟然说莫名其妙！你说你为什么被打？你该死！”
傅斯年问道：“北洋政府什么态度？”
傅斯年气呼呼转身离去，这个五四当天的学生运动领头人自此就没再参与后续的运动。
李谕说：“安福系段祺瑞总理主张签字，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不在合约上签字，就不能加入国际联盟，所有的有利条件都要放弃。”
“去它嘛的组织！”学生非常不服气，“我们老老实实念书有用？”
里面还有昨天“没喝上汤”的清华学生。
章宗祥脸上没了血色，对吴炳湘说：“走走走，我们快点走！”
次日，李谕等人再次来到北大，学生们气头还没消，仍然在组织活动，而且这次他们召集了京城各大学校的代表，一起开会。
傅斯年说：“即便如此，我们也要进行有组织的游行。”
“当然是利益，”罗家伦走了过来，然后说，“京师警察厅的吴炳湘来了。”
按道理，这个学生打不过傅斯年，但傅斯年知道此时不能动手，再看那名学生涨红的脸，蹲下身慢慢拾起眼镜架：“好，这个临时主席我不当了！”
傅斯年提高嗓门：“既然让我做临时主席，就要听我的。”
“对，就该打死卖国贼！”
李谕说：“不过运动肯定还会继续下去，毕竟学生还有被捕的，和会也没有结果。”
傅斯年来到人群外围，看到了李谕与胡适、杜威。
学生说：“那你这个主席不要当了！呸！”
章宗祥无力地说：“我被打得莫名其妙，能录什么口供？”
罗家伦昨天激情澎湃地为报纸写稿，呼吁当局释放被捕学生，文章的名字叫《“五四运动”的精神》。——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五四运动”概念。
傅斯年问：“他们该不会真的要签字吧？”
一名学生大声说：“我们哪里出格了？出格的是那些混蛋当官的！”
傅斯年是性情中人，回道：“你啐谁哪？”
“教授，当个组织者真是太难了。”傅斯年有些无奈地说。
傅斯年准备把被捕学生的问题解决再退出，于是一起来到校长室。
蔡元培对各校学生代表说：“吴厅长说了，只要你们停止游行，停止罢课，学生就安全放回。”
闻一多说：“我们才刚决议罢课，明天就要复课？这实在办不到，我们也负不起这个责任。”
吴炳湘说：“章公使被你们打得两天没有大小便，差不多就行了。”
罗家伦问：“难道打到那个部位了？”
吴炳湘说：“具体我不知道。”
傅斯年问：“要是我们明天复课，你们不放人，怎么办？”
吴炳湘大声说：“我可以用人格保障，要是不放人，我就是你们终身的儿子！”
话到这份上了，学生代表们只好先复课，看看情况。
好在吴炳湘履行承诺，放了学生。他认为事情可以告一段落。
但这些只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再一次平静罢了。
——
几天后，北大重新召开了杜威的演讲。
杜威有感而发：“我欣赏你们的爱国热情，表示肯定的态度。大学生为国家尽力，不顾利害，组织极大的团体，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我想那些在美国的华人看到后，也会深表赞同。这是共和国国民应该有的举动，因为国家的兴亡，责任全在国民。
“世界上无论共和还是专制，建设各项事业，全赖人民自己去办，这对于共和国尤为重要。但要想有共和国的精神，必须有完善的教育，才能养成真正共和的精神。”
杜威不愧是搞教育的，最后又聊回到教育上，他接着说：
“经过这样的爱国运动，我想你们会更加热衷于求学。因为外交问题，激起爱国心，就有了新动机，新动力，求学的意念就更强了。
“我认为，理智与情感并不是相反的，而是相成的。”
“情绪能帮助理智，鼓动理智；理智能启导情绪，坚固情绪，不至流于盲目妄动或虎头蛇尾。”
杜威讲完后，李谕补充道：
“杜威教授说得非常有道理，即便是爱国，也应该情绪与理智互相配合。
“救国救民，谈何容易？方法万千，必然需要专门知识，不可能单依感情做事。
“要是单有感情而无知识，想讲卫生而不知怎样防止疾疫，想做买卖而不懂经营，肯定没有成功的希望。
“所以感情必须受理智的启导。
“有人会说感情在理智之先，也未尝不对，因为感情是行为的原动力，但是一到实行，知识就更重要了。
“之前在上海我们聊起知行合一，如果感情坚定，再有知识，问题看清楚了，就能达到目的。”
反正李谕也对学生的运动表示了肯定。
原因吗，当然是还没结束。
梁实秋多年后也在文中提到过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五四后又爆发了几次学生游行，梁实秋作为清华的学生跟着人群，他们遇见了一辆阻挠的汽车，不知道谁喊了一声，大家七手八脚把这辆汽车给砸毁了。
对此，梁实秋是这么说的：“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北洋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地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那辆被打的汽车是冤枉的，可是后来细想也许不冤枉，因为至少那个时候坐汽车而不该挨打的人究竟为数不多。”
最后一句话挺有意思。
章宗祥的儿子正好和梁实秋同一个寝室，五四后，他赶紧偷偷溜了。但还是很多学生涌进了他们的宿舍，把章宗祥儿子的床铺捣烂了。
梁实秋觉得“不该这样做”。
不过这些小插曲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因为相比学生们的小举动，北洋政府丢掉山东的罪过不知大了几百倍，没必要转移视线。
说到底，五四爆发就是针对日本的，针对他们蚕食山东，同时还有北洋政府不作为，是全中国对日本拼命扩张蚕食中国的普遍民怨反应。
十几天后，学生运动又开始以更大规模的形式出现，即便被抓了上百人，还是有五六千学生继续游行示威。
这时候北洋政府就有点怕了，不敢再让军警抓捕学生，同时把拘留的学生都放了。
李谕随后给上海实业协会发了函，学生都罢学了，工商业也该拿出点精神头来，罢工！
上海加入后，北洋政府更加难办。其实从这时候起，运动规模就变得更大了。
学生他们还可以对付对付，工商业罢工对他们而言更加有杀伤力。
最后北洋政府终于同意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官职。
但大家争的关键问题还是和会上签不签字。
身在巴黎的代表团不断发文询问北洋政府，到底签不签。
北洋政府却拿不准主意，一直含糊其辞。
代表团内部分成两派，驻法公使胡惟德、驻意公使王广圻为签字派；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等则坚持反对签字。
代表团团长陆徵祥则只想得到北洋政府的指令，毕竟责任太大。
经过一个多月的电报通讯，北洋政府仍旧没给个准信，陆徵祥实在承受不住压力，称病辞职，从此之后，代表团的主要工作就是顾维钧来做。
就是说如果签字，也是顾维钧。
此时距离签字，只剩十天。
顾维钧等人心中明白，拒签是最好的选择，可以保留以后争取山东的可能。
虽然这样会导致失去一些谈下来的东西，但有些东西毕竟就是一丝一毫不能让的，否则以小鬼子的行事作风，肯定会得寸进尺，遗患无穷。
按道理，北洋政府怎么说都要给个准信，可直到最后一天，代表团也没有收到北洋政府的明确指示。
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
代表团猜测，可能北洋政府不想自己做决定了，想让代表团自己决定签不签。
最终签约日，顾维钧当机立断，选择了拒签。
而在次日，他才收到北洋政府拒签的指令。
——很可能北洋政府是在推算和会最后签约的会议开始后，才发出了电文。明显有推卸责任的想法，还能怪罪于无线电的通信不畅……
哎，图什么哪？怎么能和自己人耍小聪明。
后来的发展，还算好，舆论起到了作用，各国同情山东问题；美国的国会对威尔逊最终让步于日本也有异议。
既然没签字，日本就不能在法理上占据山东，此后北洋方面也没再同意。
几个月后，代表团先就奥匈问题签了字，收回了让给奥匈的权利。次年，中德也签了协约，德国赔了一部分钱，然后取消了庚子赔款。
学生们确实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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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是李大学士，”吴炳湘恭敬道，然后面露苦涩，“我哪能不知道！抓几个学生完全是为了给上头交代，就算抓到监狱里，我也得一个个当宝贝养着，哪敢动他们一根手指头。”
李谕说：“估计上头不敢针对学生，要拿你出来顶包。你不抓学生要顶包，抓了还要顶包。”
“哎！谁说不是！”吴炳湘叹了口气，“我就是两头不得好！李大学士，你是文化人，回去给学生说说，差不多得了，最少别放火嘛，要不我真的很难做。”
李谕说：“偶发情况罢了，而且终归没出什么人命。你年轻上二十岁，说不定更出格。”
吴炳湘说：“李大学士，你再告诉学生，只要他们同意放弃7号的游行，被抓的学生我悉数放回。”
李谕说：“有劳长官照顾学生。”
这才只是个开始，以后游行的学生甚至巴不得进监狱，甚至带上洗漱用品，警察送都送不走。
可能吴炳湘本人秉承着过往“刑不上大夫”的观点，不敢动大学生。——这时候的大学生确实是真正的天之骄子。
几个警察扶着章宗祥和一个日本人走了出来，旁边被抓的学生仍不住咒骂，章宗祥眼镜都找不到了，扶着流血的脑袋，没敢还嘴。
闻一多代表清华说：“我校僻处西郊，未来得及进城，从今日起与各校一致行动！”
吴炳湘连忙说：“哎哟呦，章公使！还好您没事。”
傅斯年向来有组织能力，让他出面没啥问题。傅斯年说：“我希望大家在此后的游行中可以听从指挥，不要做出太出格的事，不然咱们有理变成无理就不好办了。”
章宗祥指着脑袋，没好气地回道：“这叫没事？”
傅斯年气愤道：“真不知道上位者天天在想什么！”
吴炳湘看这个日本人没什么大碍，更加放心：“两位快随我回去走个过场，录点口供。”
“这不还是交易吗？卖国的交易！”傅斯年说。
胡适说：“我提过很多次，单纯把罢课用作武器是最不经济的方法，是下下策。屡用不已，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罢课于敌人无损，于自己却有大损失。”
——
其他学校的学生能聚集过来，说明他们已经默契地都选择了罢课。
李谕说：“据我所知，他们还是倾向于签字。”
罗家伦说：“既然参加的学校更多了，我们应组成学生联合会，推举一名临时主席，我投傅斯年一票。”
学生气血上涌，突然出手打了过来，傅斯年没想到他动手，眼镜被打碎在地。
李谕叹道：“所以说还没有结束。如果没有什么事情横叉出来，北洋政府肯定会同意签字。而一旦签字，山东就真的不好要回了。”
旁边的日本人叫做中江丑吉，受了点轻伤。他是日本记者，不过是日本的左翼，反对侵略，酷爱中国文化。
李谕说：“你们的抗争很是时候，昨天，就在你们进行游行的时候，巴黎的最高会议通过了最终结果，等待文件送回各国后，一个月后就要举行签字仪式。”
傅斯年愕然：“我们不就白争取了？难道他们还想学爱新觉罗、叶赫那拉，去签卖国条约？这是为什么？！”
五四虽然感觉北大最出风头，其实各校都联合起来了，而且后来清华的表现极为强硬，被抓的学生相当多，因为他们列队更加整齐，一抓就是一群。
旁边的学生破口大骂：“卖国贼！竟然说莫名其妙！你说你为什么被打？你该死！”
傅斯年问道：“北洋政府什么态度？”
傅斯年气呼呼转身离去，这个五四当天的学生运动领头人自此就没再参与后续的运动。
李谕说：“安福系段祺瑞总理主张签字，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不在合约上签字，就不能加入国际联盟，所有的有利条件都要放弃。”
“去它嘛的组织！”学生非常不服气，“我们老老实实念书有用？”
里面还有昨天“没喝上汤”的清华学生。
章宗祥脸上没了血色，对吴炳湘说：“走走走，我们快点走！”
次日，李谕等人再次来到北大，学生们气头还没消，仍然在组织活动，而且这次他们召集了京城各大学校的代表，一起开会。
傅斯年说：“即便如此，我们也要进行有组织的游行。”
“当然是利益，”罗家伦走了过来，然后说，“京师警察厅的吴炳湘来了。”
按道理，这个学生打不过傅斯年，但傅斯年知道此时不能动手，再看那名学生涨红的脸，蹲下身慢慢拾起眼镜架：“好，这个临时主席我不当了！”
傅斯年提高嗓门：“既然让我做临时主席，就要听我的。”
“对，就该打死卖国贼！”
李谕说：“不过运动肯定还会继续下去，毕竟学生还有被捕的，和会也没有结果。”
傅斯年来到人群外围，看到了李谕与胡适、杜威。
学生说：“那你这个主席不要当了！呸！”
章宗祥无力地说：“我被打得莫名其妙，能录什么口供？”
罗家伦昨天激情澎湃地为报纸写稿，呼吁当局释放被捕学生，文章的名字叫《“五四运动”的精神》。——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五四运动”概念。
傅斯年问：“他们该不会真的要签字吧？”
一名学生大声说：“我们哪里出格了？出格的是那些混蛋当官的！”
傅斯年是性情中人，回道：“你啐谁哪？”
“教授，当个组织者真是太难了。”傅斯年有些无奈地说。
傅斯年准备把被捕学生的问题解决再退出，于是一起来到校长室。
蔡元培对各校学生代表说：“吴厅长说了，只要你们停止游行，停止罢课，学生就安全放回。”
闻一多说：“我们才刚决议罢课，明天就要复课？这实在办不到，我们也负不起这个责任。”
吴炳湘说：“章公使被你们打得两天没有大小便，差不多就行了。”
罗家伦问：“难道打到那个部位了？”
吴炳湘说：“具体我不知道。”
傅斯年问：“要是我们明天复课，你们不放人，怎么办？”
吴炳湘大声说：“我可以用人格保障，要是不放人，我就是你们终身的儿子！”
话到这份上了，学生代表们只好先复课，看看情况。
好在吴炳湘履行承诺，放了学生。他认为事情可以告一段落。
但这些只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再一次平静罢了。
——
几天后，北大重新召开了杜威的演讲。
杜威有感而发：“我欣赏你们的爱国热情，表示肯定的态度。大学生为国家尽力，不顾利害，组织极大的团体，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我想那些在美国的华人看到后，也会深表赞同。这是共和国国民应该有的举动，因为国家的兴亡，责任全在国民。
“世界上无论共和还是专制，建设各项事业，全赖人民自己去办，这对于共和国尤为重要。但要想有共和国的精神，必须有完善的教育，才能养成真正共和的精神。”
杜威不愧是搞教育的，最后又聊回到教育上，他接着说：
“经过这样的爱国运动，我想你们会更加热衷于求学。因为外交问题，激起爱国心，就有了新动机，新动力，求学的意念就更强了。
“我认为，理智与情感并不是相反的，而是相成的。”
“情绪能帮助理智，鼓动理智；理智能启导情绪，坚固情绪，不至流于盲目妄动或虎头蛇尾。”
杜威讲完后，李谕补充道：
“杜威教授说得非常有道理，即便是爱国，也应该情绪与理智互相配合。
“救国救民，谈何容易？方法万千，必然需要专门知识，不可能单依感情做事。
“要是单有感情而无知识，想讲卫生而不知怎样防止疾疫，想做买卖而不懂经营，肯定没有成功的希望。
“所以感情必须受理智的启导。
“有人会说感情在理智之先，也未尝不对，因为感情是行为的原动力，但是一到实行，知识就更重要了。
“之前在上海我们聊起知行合一，如果感情坚定，再有知识，问题看清楚了，就能达到目的。”
反正李谕也对学生的运动表示了肯定。
原因吗，当然是还没结束。
梁实秋多年后也在文中提到过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五四后又爆发了几次学生游行，梁实秋作为清华的学生跟着人群，他们遇见了一辆阻挠的汽车，不知道谁喊了一声，大家七手八脚把这辆汽车给砸毁了。
对此，梁实秋是这么说的：“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北洋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地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那辆被打的汽车是冤枉的，可是后来细想也许不冤枉，因为至少那个时候坐汽车而不该挨打的人究竟为数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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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宗祥的儿子正好和梁实秋同一个寝室，五四后，他赶紧偷偷溜了。但还是很多学生涌进了他们的宿舍，把章宗祥儿子的床铺捣烂了。
梁实秋觉得“不该这样做”。
不过这些小插曲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因为相比学生们的小举动，北洋政府丢掉山东的罪过不知大了几百倍，没必要转移视线。
说到底，五四爆发就是针对日本的，针对他们蚕食山东，同时还有北洋政府不作为，是全中国对日本拼命扩张蚕食中国的普遍民怨反应。
十几天后，学生运动又开始以更大规模的形式出现，即便被抓了上百人，还是有五六千学生继续游行示威。
这时候北洋政府就有点怕了，不敢再让军警抓捕学生，同时把拘留的学生都放了。
李谕随后给上海实业协会发了函，学生都罢学了，工商业也该拿出点精神头来，罢工！
上海加入后，北洋政府更加难办。其实从这时候起，运动规模就变得更大了。
学生他们还可以对付对付，工商业罢工对他们而言更加有杀伤力。
最后北洋政府终于同意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官职。
但大家争的关键问题还是和会上签不签字。
身在巴黎的代表团不断发文询问北洋政府，到底签不签。
北洋政府却拿不准主意，一直含糊其辞。
代表团内部分成两派，驻法公使胡惟德、驻意公使王广圻为签字派；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等则坚持反对签字。
代表团团长陆徵祥则只想得到北洋政府的指令，毕竟责任太大。
经过一个多月的电报通讯，北洋政府仍旧没给个准信，陆徵祥实在承受不住压力，称病辞职，从此之后，代表团的主要工作就是顾维钧来做。
就是说如果签字，也是顾维钧。
此时距离签字，只剩十天。
顾维钧等人心中明白，拒签是最好的选择，可以保留以后争取山东的可能。
虽然这样会导致失去一些谈下来的东西，但有些东西毕竟就是一丝一毫不能让的，否则以小鬼子的行事作风，肯定会得寸进尺，遗患无穷。
按道理，北洋政府怎么说都要给个准信，可直到最后一天，代表团也没有收到北洋政府的明确指示。
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
代表团猜测，可能北洋政府不想自己做决定了，想让代表团自己决定签不签。
最终签约日，顾维钧当机立断，选择了拒签。
而在次日，他才收到北洋政府拒签的指令。
——很可能北洋政府是在推算和会最后签约的会议开始后，才发出了电文。明显有推卸责任的想法，还能怪罪于无线电的通信不畅……
哎，图什么哪？怎么能和自己人耍小聪明。
后来的发展，还算好，舆论起到了作用，各国同情山东问题；美国的国会对威尔逊最终让步于日本也有异议。
既然没签字，日本就不能在法理上占据山东，此后北洋方面也没再同意。
几个月后，代表团先就奥匈问题签了字，收回了让给奥匈的权利。次年，中德也签了协约，德国赔了一部分钱，然后取消了庚子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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