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书 www.kudushu.org) 蔡元培晓得废除中医和废除汉字一样，都是很过激的行为，正好李谕把问题巧妙引到了宗教上，于是说：“我认可李谕先生所说，甚至宗教问题是个比中医更要关注的问题。
比如既然提倡信教自由，那么不信教也是自由。要是说非宗教同盟的运动妨碍了‘信仰自由’，那么难道宗教同盟的运动就不妨碍‘信仰自由’了吗？现在的各种宗教，都是用诡诞的仪式、夸张的宣传来诱惑未成年学生的盲从。完全是用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世界，难道不是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
“我宁可国人相信经验总结后的医学，也不想让他们相信洋人的宗教，那样对我们宣传科学与民主更加不利。”
鲁迅手痒点燃一根烟，然后说：“想提升国人之科学素养不是件容易事。连愚昧这一关都过不去，难啊！”
直到2019年的一项统计数据，中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只有8.47%！
这是个很让人吃惊的数字，任重而道远啊。
胡适说：“提升国民之科学素养以及民主素养、公民素养，应该继续增加报刊，不如我再办一份报纸？”
李谕说：“新闻界的人士已经在努力，我觉得对于我们学界的人来说，专心做学问才是上策，同时教授知识，办报就是下策了。”
胡适摇头说：“我做了几年学问，感觉只躲在象牙塔里声音太小。”
他不想做学问，而是去办报，后来北大许多大教授都估计是因为他做不下去学问了，也搞不出什么文学名堂。
胡适的著作比较出名的不是有一本《中国哲学史》嘛，结果只有上卷，（严格讲还有个中卷，但只有五万多字）。胡适的这本著作确实很有开创性，一直被当做民国初年许多学校的必读书目。
不过问题就是只写到了先秦诸子，与漫长的中国历史相比，确实太短了点。对读者来说，始终有种不完整、难窥全豹的遗憾，称不上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哲学史。
所以民国的那个大狂人，章太炎的大徒弟黄侃，就曾经在大学课堂上调侃：“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
谢灵运是晋朝大文人，出自煊赫的谢家，做过秘书监。“天下才共有一石，曹子建（曹植）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就是他说的。
初听以为黄侃在夸奖胡适，将其比作大文人谢灵运，没想到他接着说：“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部没有了也。”
十几年后，冯友兰写了《中国哲学史》，陈寅恪和金岳霖借着审稿的机会，或明或暗地指出胡适的中西学都大有问题，金岳霖直接说“西洋哲学并非胡先生之所长。”
这是关于哲学的。北大教授、号称“现代庄子”的刘文典则评价道：“胡适什么都好，就是不大懂文学。”
再就是有人概括：“胡先生所治，通学也。通学者总要受专家批评的，又岂止不懂哲学、文学。”
客观点讲，胡适的成就是“一种综合性的创造”，他的眼光可以，总能在一些前人还没开创的领域做点初期的工作，也就引领了潮流。
而单论任何一个方面，不管旧学、新学，胡适都只能算浅尝辄止。他对西学的态度，差不多属于“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
邵飘萍也不想让胡适办报，劝道：“我总有一种偏见，以为文化比政治尤其重要。从前许多抛了文化专谈政治的人现在都碰了头回过头来了，为什么先生一定也要走一走这条路？”
蔡元培知道胡适办报想写什么，于是说：“为了社会，此时北大正应有讲学的风气，而不宜只有批评的风气。适之想必忍不住要写点政论文章，参与当今糊涂的政治吧？”
“是的，”胡适摊摊手，“我以前说过二十年不谈政治，但现在看来不可能了。本以为改良政治应该从改良思想文艺做起，但我错了，良好的政治才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
李谕知道胡适以后肯定要从政，于是说：“胡博士就算办报走仕途，也不要忘了新文化运动。”
“那当然！这是一把很好的武器，我会继续坚持下去，”胡适说，“对了，最近刚刚写了一首纪念当年刺杀袁世凯四名烈士的诗歌，给大家看看。”
几个人凑过来，胡适的本子上写着：
“他们的武器：炸弹！炸弹！
他们的精神：干！干！干！”
李谕笑道：“胡博士真率性。”
鲁迅吐了口烟卷，淡淡道：“有点意思，押上了韵。”
邵飘萍咳嗽了一下，问：“胡博士要发表在哪份报纸上？”
胡适说：“发在我自己创建的报纸上。”
邵飘萍和史量才如释重负：“要得！要得！”
——
暂时不用管中医还有文界的争论，反正越是这种事，一时半会越不能争出个短长。
几天后，高鲁去日本参加观象台长会议，载誉而归，光靠李谕给他的那篇论文就让大半个日本科学界为之震动。
从日本返回时，他坐船抵达上海，继而与竺可桢一道北上。
高鲁见到李谕，拿出一封日本天文界联名写的信：“日本的天文学界以及物理学界诸位学者教授让我亲手交给你，恳请院士先生抽时间去趟日本讲讲天文学中的物理学。”
李谕随口说：“抽空路过日本时再说。”
竺可桢则说：“院士先生，我们准备成立中国气象学会。”
他们的动作比历史上早了几年。
李谕肯定支持：“非常好！我有一艘船，每年可以赞助你们进行几次海上观测。”
“感谢院士先生，”竺可桢说，“我们认为气象学会应隶属于您的中国科学社之下，就如同欧美日等国一样，所以向您报个备。”
高鲁笑道：“这样还能有科研资金的支持。”
“当然没问题，”李谕说，“你们选址在北京，还是上海？”
竺可桢说：“我们最看中的是青岛，但现在青岛问题尚且没有与日本交涉结束，所以暂定上海吧。”
“可以，”李谕说，“过不了几年，青岛肯定就会回归，再去不迟。”
青岛1922年才完全收回。小鬼子在巴黎和会嚣张跋扈，最终还是没有达成占据青岛乃至整个山东的目的。
小鬼子外交阳谋方面非常稚嫩，远不如欧美列强，只会原始的恃强凌弱这一招，殊不知国际外交中这是最低端的招数。
要真是这样，以百年后中国的国力，能让东京、大阪、名古屋等所有日本大城市全变成焦土。而且世界上除了五常以外的国家也就不用存在了。
所以恃强凌弱在国际外交中可以适当用，但不能那么无下限地用。
此后的侵华以及太平洋战争都是下下之策，完全被军国主义蒙蔽了那双小眼睛。
——提起小鬼子就恼火。
高鲁说：“过段时间，我们还要去冯如先生的飞机厂，学习一下驾驶高空观测气球的技术。”
李谕说：“高空观测对气象研究确实有必要，气球操作难度也不算大。”
竺可桢说：“我们成立气象学会，首先的任务是为了减灾，一路过来，看到很多难民，要是以后再有天灾，总归能尽一份力。就比如可以开展一个人工降雨的研究项目，大旱时，不至于束手无策。”
李谕穿越前，对人工降雨几乎已经无动于衷，毕竟稀松平常，不过这时候是人工降雨刚开始研究的阶段，难度确实很大，理论上都没有完全过去。
但李谕还是表示了支持：“要是能使用干冰以及碘化银，干预云层的形成以及降雨，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我会让冯如飞机厂专门再造一架气象用的飞机，供气象学会使用。”
高鲁兴奋道：“若真能办成这件事，还去龙王庙求什么雨！来求气象学会就是！”
李谕笑道：“按说就应该求助于科学。”
当然了，真要实现人工降雨可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先研究着呗。
民国时期，山东河南河北等地遭遇过多次大旱，甚至引发过惨绝人寰的大饥荒。1927年，军阀里最喜欢写诗的张宗昌把持山东，为了求雨，写过一首打油诗：
“玉皇爷爷也姓张，
为啥难为俺张宗昌？
三天之内不下雨，
先扒龙王庙，再用大炮轰。”
结果这个奇葩真的在济南千佛山用大炮猛轰。
还真下了点雨，“大诗人”张宗昌兴奋了，又赋诗一首：
“大炮开兮轰他娘，
威加海内兮回家乡，
数英雄兮张宗昌，
安得巨鲸兮吞扶桑”
高鲁说：“气象学会不仅关注北方的旱情和水灾，我们还要学欧洲，在东南沿海建立观测站以及无线电设施，及时播报台风信息，减少灾害。”
无线电设施他们就不用愁了，李谕最不缺这个。
竺可桢说：“幸亏在哈佛留学时，我研究过台风，写了一些关于台风的论文。”
李谕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我听说澳洲的气象员喜欢用一些不太受欢迎的政治人物给台风命名？”
竺可桢说：“好像是，但也没有那么明目张胆，大都是些过了气的人物。”
台风的命名规则改了好多次，后来美国气象学会用女性的名字给台风命名，初衷是希望台风温柔点，不要造成那么大的伤害。不过后来受到女权主义者的反对，又改成了一半的台风用女性名字、一半用男性名字。
“研究台风的话，我还能赞助你们一些《分形与混沌》书籍。”李谕说。
竺可桢说：“我在哈佛读书时仔细研究过，对于气象学研究很有帮助。尤其是新版的《分形与混沌》，加上了俄国数学家马尔科夫的理论后，对台风的研究更加有意义。”
按照气象学的研究，台风这玩意从诞生开始，就充满了混沌。台风的形成就是海面蒸发，热量在一定区域聚集，然后出现哪怕一丁点的扰动，比如一只海鸟飞过，就可能造成台风。也可以姑且称为“海鸟效应”。
由于地球自转产生的科氏力，台风有个大致行进方向，但要想精确计算，就不可能了。
因为台风哪怕只是下一秒的行进路线，也只是个概率问题，或者说随机过程。更准确地说是个马尔科夫过程
所谓马尔科夫过程，就是说台风下一秒出现的概率只和当前的状态相关；和之前从哪来、经过了哪里不相关，（布朗运动也是马尔科夫过程）。
反正气象学一点都不简单。
高鲁的数理基础没有竺可桢那么好，不太懂深奥的数学，于是说：“研究的事情慢慢来，先建立一个预警机制就够。”
竺可桢点头道：“只能如此。”
做到这一点也蛮不容易。
李谕说：“即便如此，你们的工作也很多，不仅要教会观测人员使用无线电，还要建立一套全天候的观测制度，恐怕需要东南沿海的政府参与才好。”
竺可桢说：“广州军政府的唐绍仪等人绝对感兴趣，反正他们只需点点头，又不出钱，没有理由拒绝。”
李谕说：“我会在无线电的货单中特批一部分拿给你们。”
“现在无线电设备很紧张？”竺可桢问。
李谕点头说：“最近各方军阀都在大规模采购，尤其是直系大将吴佩孚订购了许多。”
高鲁警惕说：“听您这么说，总感觉空气中的味道都不对了。”
李谕笑道：“这个比天气预报简单得多，山雨欲来风满楼，说不定近段时间京畿地区不太平。”
竺可桢说：“各界学生都赞赏吴佩孚是爱国将军，对他不用过于担心。”
高鲁叹道：“但冯国璋刚刚过世，不知道还能留下多少面子。”
“他们打他们的，咱们干咱们的。”李谕说。
“把气象学会暂定上海真是对了，”竺可桢说，“不如院士先生也把观象台移过去吧。”
李谕苦笑道：“这么大个的东西，不是一时半会能转移的，而且先要建个天文台。我和直皖双方都多少有点交情，他们不至于破坏科学仪器。”
其实这两年交战时期，军阀们忙于互相倾轧，反而没时间管文化界、控制舆论了，蹦出来了不少新的报纸刊物，学界也活跃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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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既然提倡信教自由，那么不信教也是自由。要是说非宗教同盟的运动妨碍了‘信仰自由’，那么难道宗教同盟的运动就不妨碍‘信仰自由’了吗？现在的各种宗教，都是用诡诞的仪式、夸张的宣传来诱惑未成年学生的盲从。完全是用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世界，难道不是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
“我宁可国人相信经验总结后的医学，也不想让他们相信洋人的宗教，那样对我们宣传科学与民主更加不利。”
鲁迅手痒点燃一根烟，然后说：“想提升国人之科学素养不是件容易事。连愚昧这一关都过不去，难啊！”
直到2019年的一项统计数据，中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只有8.47%！
这是个很让人吃惊的数字，任重而道远啊。
胡适说：“提升国民之科学素养以及民主素养、公民素养，应该继续增加报刊，不如我再办一份报纸？”
李谕说：“新闻界的人士已经在努力，我觉得对于我们学界的人来说，专心做学问才是上策，同时教授知识，办报就是下策了。”
胡适摇头说：“我做了几年学问，感觉只躲在象牙塔里声音太小。”
他不想做学问，而是去办报，后来北大许多大教授都估计是因为他做不下去学问了，也搞不出什么文学名堂。
胡适的著作比较出名的不是有一本《中国哲学史》嘛，结果只有上卷，（严格讲还有个中卷，但只有五万多字）。胡适的这本著作确实很有开创性，一直被当做民国初年许多学校的必读书目。
不过问题就是只写到了先秦诸子，与漫长的中国历史相比，确实太短了点。对读者来说，始终有种不完整、难窥全豹的遗憾，称不上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哲学史。
所以民国的那个大狂人，章太炎的大徒弟黄侃，就曾经在大学课堂上调侃：“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
谢灵运是晋朝大文人，出自煊赫的谢家，做过秘书监。“天下才共有一石，曹子建（曹植）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就是他说的。
初听以为黄侃在夸奖胡适，将其比作大文人谢灵运，没想到他接着说：“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部没有了也。”
十几年后，冯友兰写了《中国哲学史》，陈寅恪和金岳霖借着审稿的机会，或明或暗地指出胡适的中西学都大有问题，金岳霖直接说“西洋哲学并非胡先生之所长。”
这是关于哲学的。北大教授、号称“现代庄子”的刘文典则评价道：“胡适什么都好，就是不大懂文学。”
再就是有人概括：“胡先生所治，通学也。通学者总要受专家批评的，又岂止不懂哲学、文学。”
客观点讲，胡适的成就是“一种综合性的创造”，他的眼光可以，总能在一些前人还没开创的领域做点初期的工作，也就引领了潮流。
而单论任何一个方面，不管旧学、新学，胡适都只能算浅尝辄止。他对西学的态度，差不多属于“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
邵飘萍也不想让胡适办报，劝道：“我总有一种偏见，以为文化比政治尤其重要。从前许多抛了文化专谈政治的人现在都碰了头回过头来了，为什么先生一定也要走一走这条路？”
蔡元培知道胡适办报想写什么，于是说：“为了社会，此时北大正应有讲学的风气，而不宜只有批评的风气。适之想必忍不住要写点政论文章，参与当今糊涂的政治吧？”
“是的，”胡适摊摊手，“我以前说过二十年不谈政治，但现在看来不可能了。本以为改良政治应该从改良思想文艺做起，但我错了，良好的政治才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
李谕知道胡适以后肯定要从政，于是说：“胡博士就算办报走仕途，也不要忘了新文化运动。”
“那当然！这是一把很好的武器，我会继续坚持下去，”胡适说，“对了，最近刚刚写了一首纪念当年刺杀袁世凯四名烈士的诗歌，给大家看看。”
几个人凑过来，胡适的本子上写着：
“他们的武器：炸弹！炸弹！
他们的精神：干！干！干！”
李谕笑道：“胡博士真率性。”
鲁迅吐了口烟卷，淡淡道：“有点意思，押上了韵。”
邵飘萍咳嗽了一下，问：“胡博士要发表在哪份报纸上？”
胡适说：“发在我自己创建的报纸上。”
邵飘萍和史量才如释重负：“要得！要得！”
——
暂时不用管中医还有文界的争论，反正越是这种事，一时半会越不能争出个短长。
几天后，高鲁去日本参加观象台长会议，载誉而归，光靠李谕给他的那篇论文就让大半个日本科学界为之震动。
从日本返回时，他坐船抵达上海，继而与竺可桢一道北上。
高鲁见到李谕，拿出一封日本天文界联名写的信：“日本的天文学界以及物理学界诸位学者教授让我亲手交给你，恳请院士先生抽时间去趟日本讲讲天文学中的物理学。”
李谕随口说：“抽空路过日本时再说。”
竺可桢则说：“院士先生，我们准备成立中国气象学会。”
他们的动作比历史上早了几年。
李谕肯定支持：“非常好！我有一艘船，每年可以赞助你们进行几次海上观测。”
“感谢院士先生，”竺可桢说，“我们认为气象学会应隶属于您的中国科学社之下，就如同欧美日等国一样，所以向您报个备。”
高鲁笑道：“这样还能有科研资金的支持。”
“当然没问题，”李谕说，“你们选址在北京，还是上海？”
竺可桢说：“我们最看中的是青岛，但现在青岛问题尚且没有与日本交涉结束，所以暂定上海吧。”
“可以，”李谕说，“过不了几年，青岛肯定就会回归，再去不迟。”
青岛1922年才完全收回。小鬼子在巴黎和会嚣张跋扈，最终还是没有达成占据青岛乃至整个山东的目的。
小鬼子外交阳谋方面非常稚嫩，远不如欧美列强，只会原始的恃强凌弱这一招，殊不知国际外交中这是最低端的招数。
要真是这样，以百年后中国的国力，能让东京、大阪、名古屋等所有日本大城市全变成焦土。而且世界上除了五常以外的国家也就不用存在了。
所以恃强凌弱在国际外交中可以适当用，但不能那么无下限地用。
此后的侵华以及太平洋战争都是下下之策，完全被军国主义蒙蔽了那双小眼睛。
——提起小鬼子就恼火。
高鲁说：“过段时间，我们还要去冯如先生的飞机厂，学习一下驾驶高空观测气球的技术。”
李谕说：“高空观测对气象研究确实有必要，气球操作难度也不算大。”
竺可桢说：“我们成立气象学会，首先的任务是为了减灾，一路过来，看到很多难民，要是以后再有天灾，总归能尽一份力。就比如可以开展一个人工降雨的研究项目，大旱时，不至于束手无策。”
李谕穿越前，对人工降雨几乎已经无动于衷，毕竟稀松平常，不过这时候是人工降雨刚开始研究的阶段，难度确实很大，理论上都没有完全过去。
但李谕还是表示了支持：“要是能使用干冰以及碘化银，干预云层的形成以及降雨，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我会让冯如飞机厂专门再造一架气象用的飞机，供气象学会使用。”
高鲁兴奋道：“若真能办成这件事，还去龙王庙求什么雨！来求气象学会就是！”
李谕笑道：“按说就应该求助于科学。”
当然了，真要实现人工降雨可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先研究着呗。
民国时期，山东河南河北等地遭遇过多次大旱，甚至引发过惨绝人寰的大饥荒。1927年，军阀里最喜欢写诗的张宗昌把持山东，为了求雨，写过一首打油诗：
“玉皇爷爷也姓张，
为啥难为俺张宗昌？
三天之内不下雨，
先扒龙王庙，再用大炮轰。”
结果这个奇葩真的在济南千佛山用大炮猛轰。
还真下了点雨，“大诗人”张宗昌兴奋了，又赋诗一首：
“大炮开兮轰他娘，
威加海内兮回家乡，
数英雄兮张宗昌，
安得巨鲸兮吞扶桑”
高鲁说：“气象学会不仅关注北方的旱情和水灾，我们还要学欧洲，在东南沿海建立观测站以及无线电设施，及时播报台风信息，减少灾害。”
无线电设施他们就不用愁了，李谕最不缺这个。
竺可桢说：“幸亏在哈佛留学时，我研究过台风，写了一些关于台风的论文。”
李谕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我听说澳洲的气象员喜欢用一些不太受欢迎的政治人物给台风命名？”
竺可桢说：“好像是，但也没有那么明目张胆，大都是些过了气的人物。”
台风的命名规则改了好多次，后来美国气象学会用女性的名字给台风命名，初衷是希望台风温柔点，不要造成那么大的伤害。不过后来受到女权主义者的反对，又改成了一半的台风用女性名字、一半用男性名字。
“研究台风的话，我还能赞助你们一些《分形与混沌》书籍。”李谕说。
竺可桢说：“我在哈佛读书时仔细研究过，对于气象学研究很有帮助。尤其是新版的《分形与混沌》，加上了俄国数学家马尔科夫的理论后，对台风的研究更加有意义。”
按照气象学的研究，台风这玩意从诞生开始，就充满了混沌。台风的形成就是海面蒸发，热量在一定区域聚集，然后出现哪怕一丁点的扰动，比如一只海鸟飞过，就可能造成台风。也可以姑且称为“海鸟效应”。
由于地球自转产生的科氏力，台风有个大致行进方向，但要想精确计算，就不可能了。
因为台风哪怕只是下一秒的行进路线，也只是个概率问题，或者说随机过程。更准确地说是个马尔科夫过程
所谓马尔科夫过程，就是说台风下一秒出现的概率只和当前的状态相关；和之前从哪来、经过了哪里不相关，（布朗运动也是马尔科夫过程）。
反正气象学一点都不简单。
高鲁的数理基础没有竺可桢那么好，不太懂深奥的数学，于是说：“研究的事情慢慢来，先建立一个预警机制就够。”
竺可桢点头道：“只能如此。”
做到这一点也蛮不容易。
李谕说：“即便如此，你们的工作也很多，不仅要教会观测人员使用无线电，还要建立一套全天候的观测制度，恐怕需要东南沿海的政府参与才好。”
竺可桢说：“广州军政府的唐绍仪等人绝对感兴趣，反正他们只需点点头，又不出钱，没有理由拒绝。”
李谕说：“我会在无线电的货单中特批一部分拿给你们。”
“现在无线电设备很紧张？”竺可桢问。
李谕点头说：“最近各方军阀都在大规模采购，尤其是直系大将吴佩孚订购了许多。”
高鲁警惕说：“听您这么说，总感觉空气中的味道都不对了。”
李谕笑道：“这个比天气预报简单得多，山雨欲来风满楼，说不定近段时间京畿地区不太平。”
竺可桢说：“各界学生都赞赏吴佩孚是爱国将军，对他不用过于担心。”
高鲁叹道：“但冯国璋刚刚过世，不知道还能留下多少面子。”
“他们打他们的，咱们干咱们的。”李谕说。
“把气象学会暂定上海真是对了，”竺可桢说，“不如院士先生也把观象台移过去吧。”
李谕苦笑道：“这么大个的东西，不是一时半会能转移的，而且先要建个天文台。我和直皖双方都多少有点交情，他们不至于破坏科学仪器。”
其实这两年交战时期，军阀们忙于互相倾轧，反而没时间管文化界、控制舆论了，蹦出来了不少新的报纸刊物，学界也活跃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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