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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长安而言，洛阳位于天下之中，防守难度比较高，但沟通诸多地缘板块，可四面出击，若以富庶的关中为后盾，则洛阳可作为关中政权向东扩张和控制的枢纽所在，这在中国统一的早期阶段尤其重要。
在打天下的年代，长安与洛阳之间是完美的互补关系。但在王朝完成统一大业之后，长安作为首都的优必要性就有所下降。这主要是因为长安和东部距离太远。
长安和洛阳之间的道路距离在350公里左右，即使按后世的大天朝，强行军每天50公里的标准，也要走一周才能到达。如此漫长的距离和时间，不利于长安对东方事务的控制。刘病已亲自走过这段路，知道出了函谷关，无论是水路还是陆路，都不容易走。
比如以关中作为根据地的大汉政权，在统一天下之后，却要不断地通过洛阳对东方的异姓诸侯施加影响。
从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移都关中到十二年四月驾崩，七年间刘邦曾七次亲临洛阳。凡是涉及到翦灭异姓王、分封同姓诸侯、封赏功臣等事宜，多在洛阳进行。
像这样重大内政事情，皇帝却不在首都长安办，已经说明了问题。虽然关中仍是向东控制的基础，但诸多职能已经可以东移。
通过洛阳向东的水路，确实可以辐射西汉关东大部分地区。
另外，正是因为长安过于优秀的封闭性，让它在维持首都运转时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尽管关中地区本身是优质的产粮区，可是在首都庞大的人口面前，这点粮食根本不够吃。
关中盆地向东的出口狭长而窄小，从东方水路运粮食进入盆地还要经过险峻的三门峡。这是一个长期困扰汉唐王朝的问题，如果关中受灾或生产力下降，来自东方的补给就至关重要，这还不算在西域维持统治所需的资源。
这是一条相当漫长的补给线，虽然在刘病已执政的时代，可以用丝绸这种“大额货币”代替物资运输。
在王朝强盛的年代，维持这种运输的费用还可以接受。可是到了王朝败象一露，长安要保证物资供给就没有那么轻松了。每当长安被战火摧毁，想要主持重建这座城市都很困难。
后世的刘秀弃置了长安定都洛阳、赵匡胤抛弃了被唐末乱军摧毁的长安城，也都是因为重建和维持这座城市需要的物资补给太昂贵了。
当然选择这两城中的哪一座作为首都，很多时候还有这个政权根基所在的影响。比如隋唐两代的统治者出身于所谓的“关陇集团”，老家就是关中和陇东，当然会一开始就定都长安。
然而即使如此，到了唐朝彻底稳定局势，国民经济进入大发展的时期，武则天还是设法定都在神都洛阳。终唐一代，洛阳的地位始终崇高。而由于长安难以克服的粮食问题，唐朝成为了事实上的两京制，洛阳以东作为转运枢纽的开封，亦成为下一代王朝的新国都。
长安缺粮的时候，皇帝就带着文武百官去洛阳办公。
从唐朝以后，再也没有大一统的王朝愿意在长安定都，赵匡胤与朱元璋皆放弃了复都长安的计划。仅有的几次尝试，也是在无奈之时做出的选择。
唯一的一个例子是明末的李自成，身为陕西人，李自成倒是很想定都在长安。可惜的是，虽然他有这个打算，可是毕竟明末不是战国时代了，潼关的天险再坚固，也抵挡不往满清的红夷大炮，陕西这个他苦苦经营的根据地，终于没能支持往。
不过到了近代，长安仍有两次重新成为过首都的机会：第一是晚清面对外敌入侵时的两宫西狩；第二是在日寇入侵年代的西京陪都。
“鸦片战争”爆发，八国联军入北京城，慈禧与光绪西逃，又称“两宫西狩”，“两宫西狩”是在外国列强大肆进入华北的情况下发生的。
作为正式首都的北京无险可守，使得很多饱学之士从故纸堆里翻出来很多材料试图证明迁都长安的正确性。如周景勋上书张之洞，说“都城不迁，建路于引寇招敌之地，虽一寸而不为建。陪都于长安，设路于有利无害之方，虽万里而不惜。”
但更多官员则是理智地意识到，只有在秦汉隋唐年间，东南诸省还没充分开发，占据了关中就能称霸天下。但是到了晚清，水运甚至海运成为了治国和发展经济的根本，长安的运输太过艰难，还要选它做首都就有点陈腐了。
而此时的长安和关中，尚没有从三十年前造城极大破坏的陕甘回变中完全恢复过来，其自然基础条件更无法与汉唐时代相比，即使迁都也只能是纸上的规划。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全面爆发的战争让长安又一次进入了中央政府的视野。“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决议设立长安为西京，由行政院直辖，随时准备接替危险的南京。即使在确定了重庆为陪都之后，西京的地位也仍然持续了五年。长安差一点又看到了成为首都的希望。
然而客观地看，丢掉了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的国民政府，其实已经不具备控制全国的能力。在占据中国东部的日本面前，国民政府更像是一个偏安西部的地方政权。而长安唯有在这种地理范围内，才具有足够的统治力。
再加上这是战争年代，长安的军事防御特性能再次起到作用，才会有这么一次让人激动的历史变迁。一旦中日战争的警报解除，长安仍然会失去竞争首都的资格。
长安城在刘病已看来，从大格局和小格局来看，都是一座适于防守的城市——天险足够多，周边的农业水平又足够高。但是这是在古典时代，刘病已的规划中，运输与商业占据逐渐会占据经济生活的主体，位置较偏的长安则丧失了全国性的统治力。尽管和后世的一些特殊时期一样，它仍然能肩负起特殊的责任，可长期稳定地做一个帝都已经不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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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长安而言，洛阳位于天下之中，防守难度比较高，但沟通诸多地缘板块，可四面出击，若以富庶的关中为后盾，则洛阳可作为关中政权向东扩张和控制的枢纽所在，这在中国统一的早期阶段尤其重要。
在打天下的年代，长安与洛阳之间是完美的互补关系。但在王朝完成统一大业之后，长安作为首都的优必要性就有所下降。这主要是因为长安和东部距离太远。
长安和洛阳之间的道路距离在350公里左右，即使按后世的大天朝，强行军每天50公里的标准，也要走一周才能到达。如此漫长的距离和时间，不利于长安对东方事务的控制。刘病已亲自走过这段路，知道出了函谷关，无论是水路还是陆路，都不容易走。
比如以关中作为根据地的大汉政权，在统一天下之后，却要不断地通过洛阳对东方的异姓诸侯施加影响。
从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移都关中到十二年四月驾崩，七年间刘邦曾七次亲临洛阳。凡是涉及到翦灭异姓王、分封同姓诸侯、封赏功臣等事宜，多在洛阳进行。
像这样重大内政事情，皇帝却不在首都长安办，已经说明了问题。虽然关中仍是向东控制的基础，但诸多职能已经可以东移。
通过洛阳向东的水路，确实可以辐射西汉关东大部分地区。
另外，正是因为长安过于优秀的封闭性，让它在维持首都运转时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尽管关中地区本身是优质的产粮区，可是在首都庞大的人口面前，这点粮食根本不够吃。
关中盆地向东的出口狭长而窄小，从东方水路运粮食进入盆地还要经过险峻的三门峡。这是一个长期困扰汉唐王朝的问题，如果关中受灾或生产力下降，来自东方的补给就至关重要，这还不算在西域维持统治所需的资源。
这是一条相当漫长的补给线，虽然在刘病已执政的时代，可以用丝绸这种“大额货币”代替物资运输。
在王朝强盛的年代，维持这种运输的费用还可以接受。可是到了王朝败象一露，长安要保证物资供给就没有那么轻松了。每当长安被战火摧毁，想要主持重建这座城市都很困难。
后世的刘秀弃置了长安定都洛阳、赵匡胤抛弃了被唐末乱军摧毁的长安城，也都是因为重建和维持这座城市需要的物资补给太昂贵了。
当然选择这两城中的哪一座作为首都，很多时候还有这个政权根基所在的影响。比如隋唐两代的统治者出身于所谓的“关陇集团”，老家就是关中和陇东，当然会一开始就定都长安。
然而即使如此，到了唐朝彻底稳定局势，国民经济进入大发展的时期，武则天还是设法定都在神都洛阳。终唐一代，洛阳的地位始终崇高。而由于长安难以克服的粮食问题，唐朝成为了事实上的两京制，洛阳以东作为转运枢纽的开封，亦成为下一代王朝的新国都。
长安缺粮的时候，皇帝就带着文武百官去洛阳办公。
从唐朝以后，再也没有大一统的王朝愿意在长安定都，赵匡胤与朱元璋皆放弃了复都长安的计划。仅有的几次尝试，也是在无奈之时做出的选择。
唯一的一个例子是明末的李自成，身为陕西人，李自成倒是很想定都在长安。可惜的是，虽然他有这个打算，可是毕竟明末不是战国时代了，潼关的天险再坚固，也抵挡不往满清的红夷大炮，陕西这个他苦苦经营的根据地，终于没能支持往。
不过到了近代，长安仍有两次重新成为过首都的机会：第一是晚清面对外敌入侵时的两宫西狩；第二是在日寇入侵年代的西京陪都。
“鸦片战争”爆发，八国联军入北京城，慈禧与光绪西逃，又称“两宫西狩”，“两宫西狩”是在外国列强大肆进入华北的情况下发生的。
作为正式首都的北京无险可守，使得很多饱学之士从故纸堆里翻出来很多材料试图证明迁都长安的正确性。如周景勋上书张之洞，说“都城不迁，建路于引寇招敌之地，虽一寸而不为建。陪都于长安，设路于有利无害之方，虽万里而不惜。”
但更多官员则是理智地意识到，只有在秦汉隋唐年间，东南诸省还没充分开发，占据了关中就能称霸天下。但是到了晚清，水运甚至海运成为了治国和发展经济的根本，长安的运输太过艰难，还要选它做首都就有点陈腐了。
而此时的长安和关中，尚没有从三十年前造城极大破坏的陕甘回变中完全恢复过来，其自然基础条件更无法与汉唐时代相比，即使迁都也只能是纸上的规划。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全面爆发的战争让长安又一次进入了中央政府的视野。“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决议设立长安为西京，由行政院直辖，随时准备接替危险的南京。即使在确定了重庆为陪都之后，西京的地位也仍然持续了五年。长安差一点又看到了成为首都的希望。
然而客观地看，丢掉了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的国民政府，其实已经不具备控制全国的能力。在占据中国东部的日本面前，国民政府更像是一个偏安西部的地方政权。而长安唯有在这种地理范围内，才具有足够的统治力。
再加上这是战争年代，长安的军事防御特性能再次起到作用，才会有这么一次让人激动的历史变迁。一旦中日战争的警报解除，长安仍然会失去竞争首都的资格。
长安城在刘病已看来，从大格局和小格局来看，都是一座适于防守的城市——天险足够多，周边的农业水平又足够高。但是这是在古典时代，刘病已的规划中，运输与商业占据逐渐会占据经济生活的主体，位置较偏的长安则丧失了全国性的统治力。尽管和后世的一些特殊时期一样，它仍然能肩负起特殊的责任，可长期稳定地做一个帝都已经不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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