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6章 安得倚天抽宝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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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读书 www.kudushu.org)    高务实这句“该弹劾的就该弹劾”,可以算是今天重阳大会一锤定音的最终表态。其代表的绝不仅仅是他个人,而是整个高党、整个实学派集团的战斗宣言。

    以高务实的意志所发动的第一次万历党争,就此爆发。

    在他看来,这次党争的核心驱动力,是保证阁权优势在没有实学派首辅压阵的情况下依然不失。而其更直接的驱动力,则是确保申时行此次无法在内阁中塞进第二位心学派官员。

    即便大舅丁忧去职,我也要让你申汝默孤掌难鸣!

    还有潘晟。

    不管你是见利忘义,还是迫不得已,总而言之,你已经改变了你此前的中立立场,明显站到了心学派一边。

    这是你先背叛了过去的情谊,既然如此,也就不要怪我高某人不讲往日情分了。

    如果背叛这种事也能轻易原谅,那我实学派这么多人,若是将来一天来一个背叛的,我还怎么“带队伍”?

    杀鸡儆猴有时候未必好用,但杀猴儆鸡的效果总不会太差。

    一位阁老,够资格当这只猴了。

    党争党争,有党则必有争!更何况,这是大明朝的党争,可不是宋朝那种,没有那么温文尔雅,废法而不废人。

    有明一朝的党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

    高务实很清楚,历朝历代皆有不同程度的党争,但它们的影响也各不相同。虽然孔子曾有云:“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但历史告诉他,党争这玩意儿从来就不是小人的“专利”,君子也一样会党争,甚至争起来比小人还厉害得多。

    为何高务实认为明代的党争与宋代不同?最能说明宋代党争的特点,要属“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

    北宋庆历三年(1043年),距离北宋开国已近九十年,此时的北宋已经经历过对辽和西夏数次战争,国力消耗严重。同时,国内也出现了饥民叛乱,可谓“内忧外患”。

    便在这个时候,名臣范仲淹向当朝皇帝宋仁宗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针对当时制度上的种种弊端,提出改革措施。之后,仁宗据此颁布多条诏令,史称“庆历新政”。

    由于新政直击许多既得利益者的要害,所以“党争”的种子在一开始就被种下,最终使得庆历新政“无疾而终”。

    为推行新政,宋仁宗有意提拔夏竦担任枢密使(全国最高军事长官)。本来夏竦对新政并无多少意见,但同为“改革派”的王拱辰、欧阳修、余靖等人对此坚决反对,最终夏竦未能如愿。就此,夏竦彻底站在了“改革派”的对立面。

    随着新政的推进,改革派与反对派的矛盾逐渐公开化,斗争也日趋激烈:先是欧阳修上书指责御史台官“多非其才”;做为反击,监察御史梁坚弹劾与改革派领袖范仲淹关系密切的两位大臣,最终使得范仲淹和御史台长官王拱辰先后辞去官职,以示对同僚的支持。

    在这之后,党争进一步“升级”:前文提到的夏竦使人篡改书信,诬称改革派官员的行为是“伊、霍之事”。这个“杀人诛心”之举令改革派中坚范仲淹和富弼深感恐惧,二人随即辞去朝中职务,出朝巡边。

    持续不断的党争,使得变法无疾而终:仅在新政实施的一年之后(庆历四年),范仲淹就被罢去参知政事(约等于副宰相)之职,富弼也于同日去官,二人均被改任为边抚使,远离朝廷。在这之后不久,改革措施被尽数废除,“庆历新政”就此落幕。

    而与“庆历新政”相比,“王安石变法”更具有代表性。

    宋神宗熙宁年间的这次变法可谓将“党争”的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朝中几乎所有官员都选择了“站队”,而由于神宗力挺新法,“变法派”一开始便占据上峰。

    随着新法的推进,反对派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御史中丞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神宗拒绝答复,前者就自请出朝;知谏院范纯仁上疏攻击王安石变法乱度,神宗未置可否,范纯仁也坚决辞职;元老重臣富弼称病罢相;司马光上书无果,主动要求到洛阳修《资治通鉴》;苏轼、苏辙上书陈说变法之弊,结果苏辙被贬河南,苏轼自请离京出任杭州通判……

    可以说,反对派的官员无一例外都离开了中枢朝政。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最终的结果仍然是变法失败,保守派再一次掌权(省略一点,不想偏题写太多宋史)。

    但最关键的情况在于,这些看似激烈的争斗基本上没有导致死人,或者说没有出现政治本身之外的人身攻击乃至于肉体毁灭。

    相较于大明而言,宋朝的党争那是真够克制的。

    那么大明的党争是什么风格?

    有人一说明朝党争就说万历末期,其实那是误解,实际上早在太祖朱元璋时期,“党争”的苗头已经显现。

    当时,随朱元璋打天下的人中以淮西人居多,而朱元璋本身也是淮人,是故明朝建立之后,这批人大都封公列侯,身居高位。

    当时其中的核心人物便是韩国公李善长,以他为首形成了朝中的淮人官僚集团。

    由于身兼功臣和皇帝同乡两重身份,因此在开国后,李善长任左丞相,位列朝中第一。而在他之后,由其同乡胡惟庸继任为相。

    在他们先后掌权的十几年中,由于淮人集团的排挤,使得非淮人官员很难在朝中立足。譬如说身为朱元璋亲信谋士的刘伯温,就因为其是浙东人,所以自入朝后就备受打压。

    刘伯温的才华和功劳在一干功臣中显然不算差,但由于淮人官员从中作梗,在大封功臣时,他就只被封为诚意伯,而淮人出身的李善长则被封为韩国公。

    由于李善长的挑拨,仅仅在洪武四年,聪明的刘伯温就告老还乡,自此远离官场。但这并非结束:由于之前朱元璋在向刘伯温征询丞相人选时,后者没有为李善长说好话,于是李善长记恨在心,之后借故革掉了刘的俸禄。

    经过一连串的打击,刘伯温不久便忧愤成疾,而此时淮人集团的胡惟庸,则借机派医生为其诊治,但蹊跷的事情随之发生:刘伯温在此后一个月便病故了。

    由此可见,即便远离政治,淮人官僚依然不肯放过自己的敌人。刘伯温只是他们的对手之一,远远不是全部。实际上当时的淮人集团几乎是以一派之力压制全国——要不然你以为朱元璋真的是脑子抽风了,居然那样大杀功臣?

    他是因为发现淮人集团实力已经过于强大,他本人在世的时候倒是压得住,可是太子早逝,太孙有没有这样的威望和能力,那就完全说不准了。于是便有了朱元璋的大杀功臣。

    而到明代中后期的嘉、隆、万时代,派系更加分明的“党争”正式登场。

    先是嘉靖时,以内阁首辅严嵩为首的“严党”和以内阁成员徐阶、高拱等为代表的“清流”之间的争斗——注意,这时候的“清流”二字不带贬义。

    当时严嵩结党营私、大肆贪污,“清流”官员借此不断攻击“严党”。而严嵩也没闲着,他利用权势,先后罗织罪名杀害“清流”领袖夏言等。但在严嵩掌权的二十余年里,“清流”对其的攻击也从未停止:沈炼、杨继盛等先后上疏弹劾严嵩的罪状,只是都未能获得成功,反遭严嵩陷害致死。

    严嵩败亡之后的事本书中已经说得不少,此处不再赘言,稍分笔墨说一说原历史上的明末党争。

    明末,“党争”之势达到顶峰。先是在万历立太子的问题上,浙人出身的浙党官员基本选择了顺从万历的想法(主要是因为他们正当权),而著名的东林党官员则上疏强烈反对。对此,其他党派又群起攻击东林党。

    由此,在围绕太子人选的问题上,各派官员争斗长达二十余年之久。

    到了天启时,“党争”又演化为“内朝”和“外朝”之争。因宦官魏忠贤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得以参预机要,又提督东厂,能任意罗织罪名、掌握官员生杀大权,故围绕其身边迅速形成了一个集团,东林党人将之称为“阉党”。

    由于魏忠贤得天启信任,故其在朝廷内外权势滔天、为所欲为,对其趋炎附势者络绎不绝,甚至称其为“九千岁”。

    见“阉党”专权,败坏朝纲(东林党认为的),于是东林党人开始激烈攻击魏氏一党:左都副御史杨涟上书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结果被诬下狱,后受尽酷刑惨死狱中;其余东林党人如左光斗、魏大中等也因反对魏氏专权而被下狱折磨致死。

    至此,“东林党”势力大为受挫,“阉党”遍布朝廷,直到崇祯时,才被“圣君”一招“斩首战术”给消灭掉——顺便圣君也把自己消灭了。

    纵观宋、明两朝的党争,前者多为纯政见之争,如变法派和保守派,且斗争结果仅止于罢相、去官(远离中枢)。

    而后者多以官员籍贯划分派别,同乡之间相互抱团,对于非本派者必加以打压、排挤,发展到后来变成“为了争而争”,事事都要攻讦一番,而且相争的结果可谓惨烈:失败者很多都被处以极刑,死于非命。

    高务实曾经思考过造成这两种不同局面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他觉得,或许在于两朝的立国之本并不相同。

    宋朝堪称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最幸福的朝代,宋太祖赵匡胤曾立下“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誓言并刻于碑上。因此,宋代对知识分子(士大夫)极其宽容,只要不是罪大恶极,引起全国上下的公愤,那便不会被施以刑罚。

    即便是与君主相争,往往也没有性命之虞,最多就是外放到地方,远离朝政罢了。这点从范仲淹和王安石的境遇上体现得最为典型。

    大明就不同了。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民,对了于吏治的腐败有切身体会。立国后,更以严刑峻法整顿吏治,对官员要求极为严苛,稍有贪腐行径就会被处以极刑。

    但偏偏在对待大臣的问题上,他和他的儿子朱棣又为后世做了很不好的示范:朱元璋在处理胡惟庸、蓝玉两位功臣的案子上,光是受牵连而被杀的官员就达到四万余人;

    朱棣也不遑多让,在方孝孺一案上更是做出了“诛十族”的壮举,连方孝孺的门生、朋友都没有放过。因为方孝孺一人,导致前后共有八百多人被杀。

    由是,明代的党争几乎都以人身消灭为结局,失败者往往连性命都保不住。

    如果说这还只是开国皇帝所作所为形成的“祖制”惯性,那么实际的社会根源也是有的。

    这个社会根源的关键点,就在于长江流域的开发。

    北宋时,江南的开发已有规模,经济、文化水平较高,但黄河流域也并未衰落,且由于国都在开封,所以整个南北方的发展比较均衡。

    这点从北宋一朝名臣的籍贯上可见一斑:范仲淹为苏州人,王安石为江西临川人,寇准为陕西渭南人,韩琦为河南安阳人。

    但到了明代,长江中下游流域已经开发得很成熟,经济和文化水平都盖过了北方;加之南京是开国时的首都,故其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一直不坠。

    自此就导致了一个结果,“金榜题名”者大多来自于这个区域,以至于皇帝不得不改变科举的全国一榜,将之划分出南北榜等,目的就是为了尽量保持平衡。

    但即便如此,效果也并不是特别好,至少应该没有达到皇帝们想要的结果。因此到了明末,影响最大的“东林党”、“浙党”、“昆党”等,更是无一例外集中于苏锡常地区。

    这就使得他们在文化观念上更容易相互认可,进而抱团结党,共同进退。

    高务实若是没有出现,高拱的那个“高党”不过就是昙花一现,完全只依靠高拱一人,高拱本人一倒台,高党便直接烟消云散了。

    同样,如果没有高务实帮高拱整合出一个高党的话,张四维的晋党其实也不是他自己一个人能控制的——除了蒲州张家之外,王家、马家等都是晋党的大佬,原来是不逊于张家的。

    只是由于高务实把张四维和高拱给“串”了起来,使得张四维可以反过来借高党之力树立自己在晋党之中的绝对优势,从而形成独大的权威,这才把本来有些零散的晋党也整合了出来。

    双方联合在一起,基本上就形成了实学派的基本盘,而站在它对面的,便是如今的心学派了。(实际上也由于高务实的经营,浙党几乎难以出现,至少难以如历史上的浙党那样出现。)

    而眼下,随着高拱离世、郭朴致仕、张四维丁忧,心学派终于从十多年的隐忍中发觉机会,在某些海商的金元支持之下,开始做出了“收复失地”的第一次试探。

    它伸出了第一支爪子。

    许国没有看出这一点,或者即便看出来了,但却因为自己这个党魁有些名不副实而显得犹豫。

    如此,高务实这个实际上基础了三代首辅政治资源的幕后之人、昔日的小阁老终于站了出来。

    重阳大会结束之后,高务实站在白玉楼上,忽然念出一句他曾经读得滚瓜烂熟的词句。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成三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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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书友“胖得飞不动”、“莫问七剑”、“曹面子”、“HAMW05”的月票支持,谢谢!

    PS:下一章的章节名我想好了,就叫“把汝裁成三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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