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书 www.kudushu.org) 三、封建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的延续与发展，以及以儒家仁义道德为价值信念，以成仁取义为价值理想的思想传统，使殷省民族形成了重家族、重血缘的家庭伦理本位的价值观。在殷省封建社会中，最为普遍的家庭模式是几代同堂的大家庭。大家庭中成员通常居住在一起，经济上实行统一收支和管理，除家长外，其他人经济上没有自主权力，要依赖家庭的共同财产而生活，因而，家庭的命运也就是个人的命运，而个人就不得不以家庭为本位。家长制管理模式下的家庭关系，没有任何民主和平等可言，有的只是对家庭成员应负责任和应尽义务的种种伦理限制与规定，而且这些限制和规定大多是单向度的，仅强调一方对另一方的责任、义务，族权、父权、夫权在家庭中处于不可动摇的主宰地位。这种家族本位主义的价值观后来被引申发展为国家为本、君权至上的社会本位主义，正如“三纲”中所规定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儒家就是用家族制度的合理性为社会制度做理论基础的。儒家重视“人伦”，特别强调君臣、父子伦理关系，重视个人对家庭、国家的责任。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这里虽然也肯定了个人的重要性，但却没有关于个人权利的概念，只强调个人对社会的应尽义务，身之本最终以天下为归宿。先秦的儒家强调由己及人，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把国家社会视为一个大家庭，把孝慈友悌之类的家庭道德推而广之，用以处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从而形成家族伦理本位与社会政治伦理本位的统一。
冯友兰先生认为，“家族制度在过去就是殷省的社会制度”。在殷省封建社会五种主要社会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中，就有三种是家庭关系，其余两种也可以按照家庭关系来理解。皇帝作为一国之君，其“大家长”的地位自不必说，连七品县令，也被以“父母官”相称，可见殷省的封建制就是一种大的“家长制”。它强调个人无条件服从家庭、群体、社会的利益，提倡忠孝、奉献，而对人的欲望、个性则持贬抑态度。这种只讲个体对社会的责任、义务，却忽视人的权利的倾向，与西方高扬人的个性、人的自由旗帜，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殷省传统文化虽然处处讲人，但它真正重视的并不是人，而是人所归属的群体，尤其是国家的利益。总体是至高无上的，而个体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总体与个性的对立，总体对个体的压抑，构成了殷省人文精神的一大特征。
应该看到，把民族、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传统，在殷省几千年的社会发展中起了激发人的社会责任感、爱国心和群体凝聚力的作用。其中有的内容至今仍对殷省人产生着积极影响。但是，由于道德理想和物质利益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超越人的基本需要和切身利益而讨论道义和理想的说教，最终必将流于空泛。到后来，宋明理学甚至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更是把儒学推向反人道的方向。这种传统思维方式压抑了人的个性的发展，限制了人的思想自由，导致了殷省人思想的僵化、保守，对殷省社会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总之，传统文化是一种适应、反映、表达、体现殷省传统社会尤其是宋明以来社会经济、政治关系的封建的思想文化。它以自然经济、血缘宗族依附关系为根基，以维护皇权、神权、父权为中心的严酷等级秩序的“礼”为基本范式，有其内在的同一性和根本价值指向，有导源于这一中心的本源性的统治与服从关系，是一种自足的整体性体系。必须看到，这种植根于长期稳定的农业社会，服务于封建的经济基础和国家机器，有着稳定的、整体的发展模式的文化，与现代工业文明和以商品交换为特征的市场经济所需要、所要求的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文化的转型，新的文化体系的建立，必须以现实的社会实践为出发点，为依托，为尺度。但同时，以儒家为主导的殷省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积极作用是不容抹煞的。它的整体性、系统性和传承性，使之构成了人们解读、理解现代化的整体背景；它所包含的丰富的思想材料，也是新的价值体系和文化体系成长和创建的必不可少的资源。
前面的长篇大论，用俗话总结一句，就是殷省自古以来就崇尚遵守特定的秩序、排斥张扬个性；这个特点与西方诸省大相径庭。殷省社会普遍以谦逊守礼为荣，以傲慢自我为耻，所以说，赵冬鸿、王亚峰这样的年轻人到哪里都不受欢迎就非常正常了。至于老白，他不一样，他认为自己年轻时一直在“忍辱负重”，现在四五十岁了，而且自身实力也非常够资格“倚老卖老”了。前面用了那么大篇幅，主要是希望阐明我们殷省人的“主流价值观”的由来，并非要做什么专门的学术研究。顺便提一下，赵冬鸿、王亚峰二人，年轻时期经历的一些小坎坷，与上面所说的确实有直接关系。
赵冬鸿是一个真正实力派棋手，可是从上世纪末开始直到他早已经“功成名就”的本书结束的时期，他在紫塞府的声望与他的成绩相当不成比例。顺便说一下，同样的，王亚峰在桥牌界的情况也相当近似。这俩人的名声不算小，可惜其中正面成分与负面成分大体相当，或者，人们心目中负面影响还要更大一些。苦读书 www.kudushu.org
儒家就是用家族制度的合理性为社会制度做理论基础的。儒家重视“人伦”，特别强调君臣、父子伦理关系，重视个人对家庭、国家的责任。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这里虽然也肯定了个人的重要性，但却没有关于个人权利的概念，只强调个人对社会的应尽义务，身之本最终以天下为归宿。先秦的儒家强调由己及人，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把国家社会视为一个大家庭，把孝慈友悌之类的家庭道德推而广之，用以处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从而形成家族伦理本位与社会政治伦理本位的统一。
冯友兰先生认为，“家族制度在过去就是殷省的社会制度”。在殷省封建社会五种主要社会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中，就有三种是家庭关系，其余两种也可以按照家庭关系来理解。皇帝作为一国之君，其“大家长”的地位自不必说，连七品县令，也被以“父母官”相称，可见殷省的封建制就是一种大的“家长制”。它强调个人无条件服从家庭、群体、社会的利益，提倡忠孝、奉献，而对人的欲望、个性则持贬抑态度。这种只讲个体对社会的责任、义务，却忽视人的权利的倾向，与西方高扬人的个性、人的自由旗帜，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殷省传统文化虽然处处讲人，但它真正重视的并不是人，而是人所归属的群体，尤其是国家的利益。总体是至高无上的，而个体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总体与个性的对立，总体对个体的压抑，构成了殷省人文精神的一大特征。
应该看到，把民族、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传统，在殷省几千年的社会发展中起了激发人的社会责任感、爱国心和群体凝聚力的作用。其中有的内容至今仍对殷省人产生着积极影响。但是，由于道德理想和物质利益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超越人的基本需要和切身利益而讨论道义和理想的说教，最终必将流于空泛。到后来，宋明理学甚至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更是把儒学推向反人道的方向。这种传统思维方式压抑了人的个性的发展，限制了人的思想自由，导致了殷省人思想的僵化、保守，对殷省社会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总之，传统文化是一种适应、反映、表达、体现殷省传统社会尤其是宋明以来社会经济、政治关系的封建的思想文化。它以自然经济、血缘宗族依附关系为根基，以维护皇权、神权、父权为中心的严酷等级秩序的“礼”为基本范式，有其内在的同一性和根本价值指向，有导源于这一中心的本源性的统治与服从关系，是一种自足的整体性体系。必须看到，这种植根于长期稳定的农业社会，服务于封建的经济基础和国家机器，有着稳定的、整体的发展模式的文化，与现代工业文明和以商品交换为特征的市场经济所需要、所要求的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文化的转型，新的文化体系的建立，必须以现实的社会实践为出发点，为依托，为尺度。但同时，以儒家为主导的殷省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积极作用是不容抹煞的。它的整体性、系统性和传承性，使之构成了人们解读、理解现代化的整体背景；它所包含的丰富的思想材料，也是新的价值体系和文化体系成长和创建的必不可少的资源。
前面的长篇大论，用俗话总结一句，就是殷省自古以来就崇尚遵守特定的秩序、排斥张扬个性；这个特点与西方诸省大相径庭。殷省社会普遍以谦逊守礼为荣，以傲慢自我为耻，所以说，赵冬鸿、王亚峰这样的年轻人到哪里都不受欢迎就非常正常了。至于老白，他不一样，他认为自己年轻时一直在“忍辱负重”，现在四五十岁了，而且自身实力也非常够资格“倚老卖老”了。前面用了那么大篇幅，主要是希望阐明我们殷省人的“主流价值观”的由来，并非要做什么专门的学术研究。顺便提一下，赵冬鸿、王亚峰二人，年轻时期经历的一些小坎坷，与上面所说的确实有直接关系。
赵冬鸿是一个真正实力派棋手，可是从上世纪末开始直到他早已经“功成名就”的本书结束的时期，他在紫塞府的声望与他的成绩相当不成比例。顺便说一下，同样的，王亚峰在桥牌界的情况也相当近似。这俩人的名声不算小，可惜其中正面成分与负面成分大体相当，或者，人们心目中负面影响还要更大一些。苦读书 www.kudushu.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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