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书 www.kudushu.org) 二、注重人的内在修养，轻视对外在的客观规律的探究，是殷省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价值指向。
儒家的价值学说，可以称为内在价值论或道德至上论，它认为道德不是来自上天的意志，而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而产生的。
孔子主张
“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即道德的价值是至高无上的，道德具有内在价值，是人类社会的基础和主导；道德不但可以衍生出知识价值，而且可以决定政治价值和物质利益价值。
这种重视道德和人的精神生活的思想，对殷省古代价值观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儒家并非不看重生命的价值，但更强调道德价值，在他们看来，生命对一个人固然重要，但人的道德操守和气节更重要。
在两者发生矛盾的时候，他们主张
“杀身成仁”，
“舍生取义”。儒家道德观念重内在价值与修养，认为道德不是用来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尤其不是用来谋取个人利益的手段，它是一种精神的自律，人加强内在修养，就是要提高道德的自觉性。
殷省思想家从人类生活本身探求道德的根据，体现了人本的观点。像孟子把道德的根源归于人性，荀子将道德的产生归于圣人的思虑，张载从人与人、人与物的本然关系诠释道德等等，这些观点虽然在历史观上属于唯心主义，但比宗教的道德观无疑要高明、合理。
对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的追求，是殷省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中最为鲜明、持久的传统之一，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
殷省历代哲人都认为人应该有崇高的社会理想，这个社会理想就是《礼记·礼运》篇所描绘的大同世界。
这种带有浓厚理想色彩的原始大同社会图景，影响了殷省历代哲人和统治者。
中国古代哲学中有肯定人的人格尊严、人的道德价值的思想，儒家道德的特点是富于理想主义、人文主义和实践理性精神，它追求自我完美，力图通过道德塑造理想人格。
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也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认为高尚品德的价值远在世俗的富贵之上。
儒家非常注重气节，孔子说: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说: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也。”儒家最理想的人际关系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
儒家强调人的社会责任，积极入世，在个人与家庭、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提倡群体意识，突出个人的内在修养，意欲通过个人的内在修养达到道德的完善。
这种充分肯定人的人格尊严的观点，是非常深刻的。殷省传统道德之所以具有当代价值，正是由于它有着与人类理想的大道相一致的方向。
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既相区别，又有联系。儒家各派尤其重视二者的联系，他们提出的所谓
“内圣外王之道”，就是把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联系在一起的一种生活理想。
“内圣”，指主体的内在修养以及对真、善、美的把握，是对理想人格的追求；
“外王”，指把主体内在修养的所得，推广于社会，使天下成为真、善、美统一的大同世界。
这是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大学》提出的
“三纲八目”使这一思想更为具体化。通过道德修养来实现政治理想，道德为政治服务，正是儒家思想乃至殷省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殷省传统文化实际上就是一种以政治伦理为特征的人文文化。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重视伦理和政治的特点，导致了殷省传统文化的另一种片面化倾向，那就是只重王权、国权而忽视民权、人权，只强调人的义务而忽视人的权利和人的主体地位。
与此相关联，是政治权利的绝对化和法制意识的淡漠。这造成了殷省传统文化中民主精神的匮乏和人的个性的麻木。
人伦观念后来演化成为
“三纲”，突出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的片面服从关系，在历史上更是起了阻碍社会进步的作用。
儒家肯定人的价值，注重道德的作用，这对于封建时代精神文明的发展起过巨大作用。
但在义利关系、德力关系等问题上，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的见解却表现了严重的偏向。
义利关系实质上是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关系问题。
以儒家为主导的殷省传统文化推崇非功利性，价值观以重义崇德为特色，认为只有小人才
“喻于利”，而君子是
“喻于义”、
“谋道不谋食”的。孔子提倡
“义”，但不完全排斥
“利”，而是要求
“见利思义”(《论语·宪问》)，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主张以义求利。孟子对义与利作了严格区分，认为道义的价值高于一切物质利益，道义按其本性来讲不仅有利于维护自己正当的个人利益，更重要的是它具有理想性、自我约束性和利人的特性。
后来，董仲舒提出
“身之养莫重于义”的命题，认为有道德是人贵于物的根本所在，道德的价值高于物质利益。
从孟子到董仲舒，再到后来的程朱陆王学派，经过不断的阐释和发挥，义利关系演化成了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专门强调道义，忽视公利与私利的区别，在反对私利的基础上一概地反对利，进而藐视人的一切物质利益，甚至把社会物质生产活动置于卑贱的地位，这样，价值观就发生了严重脱离实际的倾向。
在义利关系上，墨家及后世一些学说也有比较全面、辩证的论述。他们主张义利统一，德力并重，高度评价生产劳动的价值，同时重视能够给生产力的提高带来实际利益的科学技术。
这些思想虽然在古代没有产生重大影响和作用，但无可否认，这是非常宝贵的精神遗产。
殷省历史上的功利主义一般都是进步阶级或阶层的思想武器，而道义论往往是统治阶级、没落阶层的理论学说。
马克思认为，功利
“表明了社会的一切现存关系和经济基础之间的联系”。这也就是说，功利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利益机制是社会运行的动力机制。
当然，这里所说的功利和利益追求，是必须要有法律和道德作基础的。苦读书 www.kudushu.org
儒家的价值学说，可以称为内在价值论或道德至上论，它认为道德不是来自上天的意志，而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而产生的。
孔子主张
“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即道德的价值是至高无上的，道德具有内在价值，是人类社会的基础和主导；道德不但可以衍生出知识价值，而且可以决定政治价值和物质利益价值。
这种重视道德和人的精神生活的思想，对殷省古代价值观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儒家并非不看重生命的价值，但更强调道德价值，在他们看来，生命对一个人固然重要，但人的道德操守和气节更重要。
在两者发生矛盾的时候，他们主张
“杀身成仁”，
“舍生取义”。儒家道德观念重内在价值与修养，认为道德不是用来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尤其不是用来谋取个人利益的手段，它是一种精神的自律，人加强内在修养，就是要提高道德的自觉性。
殷省思想家从人类生活本身探求道德的根据，体现了人本的观点。像孟子把道德的根源归于人性，荀子将道德的产生归于圣人的思虑，张载从人与人、人与物的本然关系诠释道德等等，这些观点虽然在历史观上属于唯心主义，但比宗教的道德观无疑要高明、合理。
对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的追求，是殷省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中最为鲜明、持久的传统之一，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
殷省历代哲人都认为人应该有崇高的社会理想，这个社会理想就是《礼记·礼运》篇所描绘的大同世界。
这种带有浓厚理想色彩的原始大同社会图景，影响了殷省历代哲人和统治者。
中国古代哲学中有肯定人的人格尊严、人的道德价值的思想，儒家道德的特点是富于理想主义、人文主义和实践理性精神，它追求自我完美，力图通过道德塑造理想人格。
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也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认为高尚品德的价值远在世俗的富贵之上。
儒家非常注重气节，孔子说: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说: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也。”儒家最理想的人际关系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
儒家强调人的社会责任，积极入世，在个人与家庭、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提倡群体意识，突出个人的内在修养，意欲通过个人的内在修养达到道德的完善。
这种充分肯定人的人格尊严的观点，是非常深刻的。殷省传统道德之所以具有当代价值，正是由于它有着与人类理想的大道相一致的方向。
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既相区别，又有联系。儒家各派尤其重视二者的联系，他们提出的所谓
“内圣外王之道”，就是把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联系在一起的一种生活理想。
“内圣”，指主体的内在修养以及对真、善、美的把握，是对理想人格的追求；
“外王”，指把主体内在修养的所得，推广于社会，使天下成为真、善、美统一的大同世界。
这是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大学》提出的
“三纲八目”使这一思想更为具体化。通过道德修养来实现政治理想，道德为政治服务，正是儒家思想乃至殷省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殷省传统文化实际上就是一种以政治伦理为特征的人文文化。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重视伦理和政治的特点，导致了殷省传统文化的另一种片面化倾向，那就是只重王权、国权而忽视民权、人权，只强调人的义务而忽视人的权利和人的主体地位。
与此相关联，是政治权利的绝对化和法制意识的淡漠。这造成了殷省传统文化中民主精神的匮乏和人的个性的麻木。
人伦观念后来演化成为
“三纲”，突出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的片面服从关系，在历史上更是起了阻碍社会进步的作用。
儒家肯定人的价值，注重道德的作用，这对于封建时代精神文明的发展起过巨大作用。
但在义利关系、德力关系等问题上，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的见解却表现了严重的偏向。
义利关系实质上是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关系问题。
以儒家为主导的殷省传统文化推崇非功利性，价值观以重义崇德为特色，认为只有小人才
“喻于利”，而君子是
“喻于义”、
“谋道不谋食”的。孔子提倡
“义”，但不完全排斥
“利”，而是要求
“见利思义”(《论语·宪问》)，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主张以义求利。孟子对义与利作了严格区分，认为道义的价值高于一切物质利益，道义按其本性来讲不仅有利于维护自己正当的个人利益，更重要的是它具有理想性、自我约束性和利人的特性。
后来，董仲舒提出
“身之养莫重于义”的命题，认为有道德是人贵于物的根本所在，道德的价值高于物质利益。
从孟子到董仲舒，再到后来的程朱陆王学派，经过不断的阐释和发挥，义利关系演化成了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专门强调道义，忽视公利与私利的区别，在反对私利的基础上一概地反对利，进而藐视人的一切物质利益，甚至把社会物质生产活动置于卑贱的地位，这样，价值观就发生了严重脱离实际的倾向。
在义利关系上，墨家及后世一些学说也有比较全面、辩证的论述。他们主张义利统一，德力并重，高度评价生产劳动的价值，同时重视能够给生产力的提高带来实际利益的科学技术。
这些思想虽然在古代没有产生重大影响和作用，但无可否认，这是非常宝贵的精神遗产。
殷省历史上的功利主义一般都是进步阶级或阶层的思想武器，而道义论往往是统治阶级、没落阶层的理论学说。
马克思认为，功利
“表明了社会的一切现存关系和经济基础之间的联系”。这也就是说，功利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利益机制是社会运行的动力机制。
当然，这里所说的功利和利益追求，是必须要有法律和道德作基础的。苦读书 www.kudushu.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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