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书 www.kudushu.org) 那些抗拒改变的保守派，与提出改变的激进派具有同等价值——甚至可能更有价值，因为根须深厚比枝叶繁茂更加重要。
不安全感是贪婪之母。……好斗、残暴、贪婪和好色，在为生存而战斗的年代，是一大优势。很可能今天的每一种罪恶，在以前都曾经被视为品质——一种使个人、家庭或者团体得以生存的美德。男人的罪恶可能是他崛起时的遗迹，而不是他堕落时留下的耻辱标记。
天堂和乌托邦，就像是一个井中的两个水桶：当一个下降时，另一个就会升上来。
人类历史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一个个人和群体中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过程，它从不优待善心，它充满了不幸，最终的考验全看生存能力。
神奇的经书不过是凡人不完美的作品。
正常的情况下，一般来说，人的价值是根据他们的生产能力来判断的——战争时期是个例外，在那个时候，人的排名会依据他们的破坏能力而定。
财富集中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可以借助暴力的或者是和平的部分再分配而得到周期性的缓解。就此而论，所有的经济史都是这个社会有机体缓慢的心脏跳动，财富的集中和强制再分配，便是它巨大的收缩与扩张运动。
大多数政府都是寡头政治——由少数人来统治，这少数人或是因为出身被选中，如贵族政治；或者是被宗教组织选出来，如神权政治；亦或是因为财大气粗被选出来，如民主政治。多数人统治是不自然的（甚至卢梭也明白这一点），因为多数人是不能够被有效地组织起来参与统一的具体行动的，但少数人却可以做到这一点。假如大多数能力存在于人类的少数人之中，则少数人统治，就会像财富集中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多数人所能做到的，顶多是定期把一个少数赶下台，再让另一个少数上去。
贵族们蔑视艺术家，把艺术家视为匠人。他们喜欢生活的艺术，而不是艺术化的生活，从未想过屈尊受尽千辛万苦，而这通常是天才必须付出的代价。……现代的贵族中产生了无所用心而又浅薄的享乐主义，他们一生都是假期，将特权地位享受到极致，常常不拿责任当回事。一些贵族政体便是由此而没落的。
部分时候，由革命所达到的效果，很明显不通过革命而通过经济发展的持续推动也能实现。……与过去断然决裂，会导致狂热的行为，接踵而至的可能是突然的横祸和毁灭。个人的明智，来自于他记忆的连续性，团体的明智则需要其传统的延续。
暴力革命对财富所做的再分配，并不会多过对财富的损坏。对土地可以进行再分配，但是人们之间天然的不平等，很快就会产生新的占有和特权的不平等，形成新的少数人权力，他们的本能从本质上说和过去的少数一样。唯一真正的革命，是对心灵的启蒙和个性的提升；唯一真正的解放，是个人的解放；唯一真正的革命者，是哲学家和圣人。
一个管理最少的政府，非常有利于释放个人主义的能量。
在所有政府形式中民主是最困难的一种，因为它需要最大限度地普及聪明才智，而当我们让自己变成主权者时，我们会忘记把自己变得聪明一些。教育是普及了，但是才智却因为头脑简单的人众多而永远受到阻滞。一位犬儒者说过：“你切莫只因为无知的数量巨大而崇拜它。”然而，无知也不可能被长久崇拜，因为它会自愿被那些制造舆论的力量所操纵。林肯说过：“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这或许是对的，但是你可以愚弄足够多的人，以便治理一个大国。
（民主）还是要比任何其他形式的政治都要好。它的害处较少而优点较多。它给人民带来的热情、友善，远远超过它的缺陷和瑕疵。它给了人们思想、科学、事业以自由，这是使其得以运行和成长必不可少的。它推倒了特权和阶级的城墙，在每一代人中，它从各个阶层和地位的人中选拔出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如果教育机会平等能够建立起来，民主政治将会是真实和公平的。因为这才是它的口号背后至关重要的真理：虽然人们不能做到生而平等，但是教育和机会的获得会让他们越来越接近平等。民权不是去从政和行使权力，而是他们有选择每一种生活方式的权利，这种选择也可以检验一个人是否适合做官或者执政。这种权利不是来自上帝或自然的恩赐，而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特权，它有益于群体。
也许我们首先需要明确“进步”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如果它意味着幸福的增加，那么历史的进步就是子虚乌有的。我们自寻烦恼的能力是无限的，不论我们克服了多少困难，实现了多少理想，我们总要为生活中显而易见的不幸找出借口。
文明不能遗赠，它必须经由每一代人重新学习。
历史学家不会悲伤，因为除了人们赋予人类生存的意义，他从中看不到任何意义。我们能够亲身赋予我们的生命以意义，这意义有时能超越死亡，我们理应为此感到自豪。
重点在上面的第一句话，保守派很可能比喜欢改变的激进派更重要。这是上面一大”段“引述的主要结论。而后，说一说王亚峰喜欢改变的激进派深层次原因，和王儒之所以是保守派的根本原因；都不是偶然的。
王亚峰喜欢研究历史，而王儒对历史没什么研究，仅仅是浅尝辄止。研究历史，究竟有什么用处？这是《历史的教训》一书作者在本书开头自问的问题。这一问，显示了作者的野心，表明他并不想“只是从自己的工作中找点乐子，讲讲国家与观念的兴衰，侃侃‘国王殒命的悲剧’”。
除了表明野心，作者还自曝历史学研究的短处：“我们对于过去发生的认识，总是不完整的，很可能还是错误的，因为历史已经被相互矛盾的证据和存有偏见的历史学家所遮掩蒙蔽，或者也可能被我们的爱国心或宗教偏见曲解。”苦读书 www.kudushu.org
不安全感是贪婪之母。……好斗、残暴、贪婪和好色，在为生存而战斗的年代，是一大优势。很可能今天的每一种罪恶，在以前都曾经被视为品质——一种使个人、家庭或者团体得以生存的美德。男人的罪恶可能是他崛起时的遗迹，而不是他堕落时留下的耻辱标记。
天堂和乌托邦，就像是一个井中的两个水桶：当一个下降时，另一个就会升上来。
人类历史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一个个人和群体中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过程，它从不优待善心，它充满了不幸，最终的考验全看生存能力。
神奇的经书不过是凡人不完美的作品。
正常的情况下，一般来说，人的价值是根据他们的生产能力来判断的——战争时期是个例外，在那个时候，人的排名会依据他们的破坏能力而定。
财富集中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可以借助暴力的或者是和平的部分再分配而得到周期性的缓解。就此而论，所有的经济史都是这个社会有机体缓慢的心脏跳动，财富的集中和强制再分配，便是它巨大的收缩与扩张运动。
大多数政府都是寡头政治——由少数人来统治，这少数人或是因为出身被选中，如贵族政治；或者是被宗教组织选出来，如神权政治；亦或是因为财大气粗被选出来，如民主政治。多数人统治是不自然的（甚至卢梭也明白这一点），因为多数人是不能够被有效地组织起来参与统一的具体行动的，但少数人却可以做到这一点。假如大多数能力存在于人类的少数人之中，则少数人统治，就会像财富集中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多数人所能做到的，顶多是定期把一个少数赶下台，再让另一个少数上去。
贵族们蔑视艺术家，把艺术家视为匠人。他们喜欢生活的艺术，而不是艺术化的生活，从未想过屈尊受尽千辛万苦，而这通常是天才必须付出的代价。……现代的贵族中产生了无所用心而又浅薄的享乐主义，他们一生都是假期，将特权地位享受到极致，常常不拿责任当回事。一些贵族政体便是由此而没落的。
部分时候，由革命所达到的效果，很明显不通过革命而通过经济发展的持续推动也能实现。……与过去断然决裂，会导致狂热的行为，接踵而至的可能是突然的横祸和毁灭。个人的明智，来自于他记忆的连续性，团体的明智则需要其传统的延续。
暴力革命对财富所做的再分配，并不会多过对财富的损坏。对土地可以进行再分配，但是人们之间天然的不平等，很快就会产生新的占有和特权的不平等，形成新的少数人权力，他们的本能从本质上说和过去的少数一样。唯一真正的革命，是对心灵的启蒙和个性的提升；唯一真正的解放，是个人的解放；唯一真正的革命者，是哲学家和圣人。
一个管理最少的政府，非常有利于释放个人主义的能量。
在所有政府形式中民主是最困难的一种，因为它需要最大限度地普及聪明才智，而当我们让自己变成主权者时，我们会忘记把自己变得聪明一些。教育是普及了，但是才智却因为头脑简单的人众多而永远受到阻滞。一位犬儒者说过：“你切莫只因为无知的数量巨大而崇拜它。”然而，无知也不可能被长久崇拜，因为它会自愿被那些制造舆论的力量所操纵。林肯说过：“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这或许是对的，但是你可以愚弄足够多的人，以便治理一个大国。
（民主）还是要比任何其他形式的政治都要好。它的害处较少而优点较多。它给人民带来的热情、友善，远远超过它的缺陷和瑕疵。它给了人们思想、科学、事业以自由，这是使其得以运行和成长必不可少的。它推倒了特权和阶级的城墙，在每一代人中，它从各个阶层和地位的人中选拔出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如果教育机会平等能够建立起来，民主政治将会是真实和公平的。因为这才是它的口号背后至关重要的真理：虽然人们不能做到生而平等，但是教育和机会的获得会让他们越来越接近平等。民权不是去从政和行使权力，而是他们有选择每一种生活方式的权利，这种选择也可以检验一个人是否适合做官或者执政。这种权利不是来自上帝或自然的恩赐，而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特权，它有益于群体。
也许我们首先需要明确“进步”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如果它意味着幸福的增加，那么历史的进步就是子虚乌有的。我们自寻烦恼的能力是无限的，不论我们克服了多少困难，实现了多少理想，我们总要为生活中显而易见的不幸找出借口。
文明不能遗赠，它必须经由每一代人重新学习。
历史学家不会悲伤，因为除了人们赋予人类生存的意义，他从中看不到任何意义。我们能够亲身赋予我们的生命以意义，这意义有时能超越死亡，我们理应为此感到自豪。
重点在上面的第一句话，保守派很可能比喜欢改变的激进派更重要。这是上面一大”段“引述的主要结论。而后，说一说王亚峰喜欢改变的激进派深层次原因，和王儒之所以是保守派的根本原因；都不是偶然的。
王亚峰喜欢研究历史，而王儒对历史没什么研究，仅仅是浅尝辄止。研究历史，究竟有什么用处？这是《历史的教训》一书作者在本书开头自问的问题。这一问，显示了作者的野心，表明他并不想“只是从自己的工作中找点乐子，讲讲国家与观念的兴衰，侃侃‘国王殒命的悲剧’”。
除了表明野心，作者还自曝历史学研究的短处：“我们对于过去发生的认识，总是不完整的，很可能还是错误的，因为历史已经被相互矛盾的证据和存有偏见的历史学家所遮掩蒙蔽，或者也可能被我们的爱国心或宗教偏见曲解。”苦读书 www.kudushu.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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