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书 www.kudushu.org) 第一章
社会*际的筹建（1944—1951年）
社会*际的筹建活动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局已定的1944年。但是，二战后初期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格局的急剧变化严重影响了这一活动，使之经历了多次曲折和反复。同时，随着形势得到发展，国际社会党人中间也相应地出现了新的分化，具有不同意见和态度倾向的各国社会党人围绕着社会*际筹建一事展开了有时甚至是相当激烈的争论。然而，正是在当时新的国际形势的制约下，在国际社会党人的分化和争论过程中，社会*际的组织性质、组织原则、指导思想及政策立场逐渐确定下来，新的社会*际组织得以最终正式建立起来。
第一节 艰难曲折的筹建历程
1944年下半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尚未停熄，但最后结局已经明朗化，德意法西斯的失败已无法挽回。因此，二战后的政治发展问题开始引起普遍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之下，流亡英国和瑞典等国的欧洲大陆国家社会党人率先提出了恢复社会党人国际组织 的要求，试图以此为战后各国党派政治的正常化进行准备。而在战争中保持了健全组织的英国工党和瑞典社民党此时也在为战后活动制订计划，因而同样开始考虑组建社会*际组织的问题。（Steininger, pp.27-37）由于英国工党在此前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内部享有特殊地位，又由于它在大战中对流亡社会党人的庇护以及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做出的贡献，它当仁不让地担当起创议者的责任。因此，1944年9月英国工党在其执委会会议上专门研究了“各国工党和社会党未来的国际联合”问题。随后在同年12月举行的第43届年会期间英国工党又特邀与会观礼的法国、瑞典、瑞士、波兰、比利时、意大利等国的社会党代表就社会党人国际组织的问题交换意见，并决定尽快召开一次国际社会党人会议。（LPCR,1944, pp.212-214）次年3月，在英国工党全国执委、战时内阁经济作战大臣道尔顿的主持下，来自13个国家的社会党代表60余人在伦敦举行了自二战爆发以来的第一次国际性会议。由于战争造成的困难，还有一些社会党未能派代表到会，因而与会者认为应当“在不远的将来”再度召开一次更有代表性的会议讨论国际组织问题。为此，会议还设立了一个筹委会进行准备。（Braunthal,1980, pp.133-134）同时，与会者也大都认识到由于战前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并非光彩地自行解体、对德意法西斯的侵略扩张未能公开谴责、大战中又从未组织过正式活动，因此，如果简单地恢复旧国际的组织并以旧的名称进行活动未必有利，仅是在继承和延续国际传统的意义上才将建立社会党人国际组织一事称为“重建”。（Steininger:pp.40-41）然而，大战的迅速结束以及战后各国形势出人意料的发展很快打乱了重建工作的节奏。
在伦敦会议之后不到两个月，反法西斯同盟国军队便已兵临柏林城下，纳粹德国旋即签约投降。此后，欧洲各国便开始了重建和平秩序的工作，各国社会党也以全部精力投入到自身的组织重建和国内政治活动中去。1945年5月底，英国工*出战时联合内阁，已中止了10年之久的议会选举活动随即进入高潮。同年7月底，英国工党出人意料地获得大选胜利。上台后的工党忙于提出和实施各种政策，无暇他顾。与此同时欧洲大陆国家的社会党也在忙于重建组织，并作为临时政府的一员投身于政府事务，而且也在为战后第一次大选进行着紧张的准备。因此，在社会党人的日程安排上，重建国际组织的问题不得不退居次要的位置。这样一来，计划中的国际社会党人会议直到1946年6月才得以举行。
各国社会党自身的组织重建和国内议会选举活动虽然拖延了社会党人国际层面的组织重建工作，但也格外提高了他们对于社会*际组织重建（以下简称“国际重建”）的期望。从1945年7月到1946年6月的一年当中，先后有10多个欧洲国家举行了选举活动。在这些大选中，几乎所有国家的社会党都获得了比二战前更多的选票。战前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以及世界大战的爆发明显暴露了传统资本主义制度的严重缺陷，大战期间许多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又同纳粹德国相互勾结，再加上战后初期各国又普遍出现了经济困难，这些都促使了人们的激进和左倾。在这种背景下，战前坚持批判资本主义、战争中又全力投入抵抗运动，战后又及时提出改革国内政治经济纲领的社会党人顺理成章地赢得了人民的赞许。因此，在选票大增的基础上，二战后出现了社会党人历史上第二次执政的高潮 。在英国、挪威、瑞典以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社会党人独掌国家政权；而其他欧洲国家，社会党人也几乎均参与了本国政府，甚至领导着政府。在意大利和法国以及所有的东欧国家，社会党人同共产党人在政府内合作共事。（厄尔温：第5～6页）
一时间，社会党人普遍以为“社会主义的时代”就要到来。战后英国第一届工党政府的贸易大臣道尔顿曾回忆说，当时“第一种感觉就是，一个新的社会就要诞生了。我们已有建设新社会的权力了，我们感到振奋和欢欣鼓舞，充满希望、决心和信心，我们感到了飘飘然”。（Dalton:p.3）法国战时抵抗运动的著名领导人，战后重建的社会党领袖之一安德烈·菲利普在当时的一次集会上公开宣布：“社会主义就要到来了！”战前社会党领袖，曾领导“人*线”政府的列昂·勃鲁姆从德国集中营重返巴黎后不久，也极其乐观地宣称“社会主义就是现在的主宰”。（Graham, p.2）特别是在一些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社会党人看来，二战结束宣告了一个国际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一方面，各国社会党的普遍参政使得社会党人的国际组织“在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处在这样一种地位，即成为具有影响政策能力的真正强大的因素”（Braunthal,1980, p.135）；另一方面，与共产党人战时的共同对敌，战后初期的合作共事又似乎提供了结束国际工人运动长期分裂的可能和条件。与苏联的友好关系更使得拉斯基这样一位在英国工党和国际社会党人中间享有声望的重要人物会设想在20年内“欧洲将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大陆”。（Braunthal,1980, p.135）
然而，不够幸运的是，1946年以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完全破灭了上述幻想或预言。正如1946年6月在英国海滨小城克拉克顿终于举行的战后第一次国际社会党人正式会议所表明的那样，国际形势的发展使社会党人在重建国际的问题上发生分歧，进而又阻滞了国际重建的进程。从这次会议直到1951年6月底社会*际最终正式建立，其间费时竟达5年之久，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主要表现为因意见分歧而使重建工作陷于停滞。1946年5月的克拉克顿会议有19个国家社会党的代表参加。按照预先的安排，会议讨论了重建社会党人国际组织的问题，但由于各党之间意见分歧相当尖锐，无法调和，因此会议最后只能决定“：为了就国际性问题进行坦率的讨论，应当组织各国社会党之间的定期会议，创设一个发表意见的讲坛。”（Healay,1950a, p.367）为此，会议又设了“社会党通讯联络处”（缩写为SILO），由英国工党代管、工*际书记丹尼斯·海利兼职领导，负责向各国社会党分发通讯报告，为以后的有关会议预做行政事务方面的准备。“国际社会党会议”这样一个过渡性的组织由此便形成了，但这只是国际重建道路上刚刚迈出的一小步。正如这次会议所暴露的那样，各国社会党在国际重建问题上未能形成一致的看法，结果此后的几次会议，如1946年11月的博恩默斯（英国）会议，1947年6月的苏黎世（瑞士）会议以及其后专门研究国际重建的巴黎小组会议都先后作出了暂不正式重建国际的决议或提议。很显然，这是社会*际的重建活动处于基本停滞状况的阶段。
第二个阶段的特点是打破僵局，获得实质性进展。1947年11月，“国际社会党会议”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举行了第四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虽然也认为重建国际组织的时机尚未成熟，但同时又决定大力加强各国社会党之间的联系，设立了常设机构“国际社会党会议委员会”（缩写为COMISCO）以取代先前那个无职无权、较为松散的“社会党通讯联络处”。该委员会由参加会议的各国社会党各派一名代表组成，更为频繁地举行会议，讨论问题，决定“国际社会党会议”的重要政策。这标志着社会党人的国际组织机构有了重大的发展，因而极大地推动了重建国际的进程。紧接着，在次年3月于伦敦举行的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不仅通过了有关“国际社会党会议”发展方向和政策立场的几项重要决议，而且设立了由英国工党*摩根·菲利普斯担任主席，法国、比利时、奥地利及斯堪的纳维亚社会党各出一人组成的五人“小委员会”。这一调整的潜在影响是“国际社会党会议”的实际领导权从此转移到了在会议委员会、特别是五人“小委员会”中占绝对优势的右翼社会党人手中。这在客观上扩大了就国际重建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的可能性，在组织上又缔造了社会*际的雏形。这次会议所做出的各项重要决议又为后来的几次全体会议 所肯定和发展，从而又为社会*际的重建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础和政策原则。因此1948年3月的伦敦会议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标志着社会*际的重建活动进入了一个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新阶段。
第三个阶段为国际重建最后准备和完成阶段。1949年12月“国际社会党会议委员会”在巴黎举行会议，决定设立一个处理日常事务的书记处，由长期从事国际活动的奥地利社会党人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担任*。书记处和*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国际重建进行技术方面的准备。此后，起草社会*际的原则宣言（纲领）和组织章程的工作在书记处和*的统筹下相继展开，重建活动进入到最后的具体的准备阶段。在1950年和1951年上半年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 ，各国社会党终于就国际重建的所有重大问题逐步取得了共同的意见并完成了最后的文字材料。1951年6月30日，“国际社会党会议”在联邦德国的法兰克福举行有史以来的第8次全体会议。与会的34个社会党的代表一致同意正式建立社会*际。随后，这次会议便转入了社会*际成立大会的议程。至此，社会*际度过了艰难曲折的历程，终于建立了。
与其他世界政党组织相比，社会*际的建立最晚。例如，现在的自由进步*际 是1947年4月建立的；同年7月，新国际共同体 建立；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则是在1947年9月建立的。这种结果当然使一向为自己的国际主义传统而自豪的国际社会党人感到尴尬，实际上这也是促使社会*际在1951年建立的外界条件之一；同时也反映出了国际社会党人并非铁板一块，始终存在着不同意见和态度倾向之间的争论；始终有激进与保守、积极与消极的两重性之间的冲突。正是这种争论和冲突，使社会*际的建立曲折而又艰难，虽有长期的国际组织传统但却成事最晚。苦读书 www.kudushu.org
社会*际的筹建（1944—1951年）
社会*际的筹建活动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局已定的1944年。但是，二战后初期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格局的急剧变化严重影响了这一活动，使之经历了多次曲折和反复。同时，随着形势得到发展，国际社会党人中间也相应地出现了新的分化，具有不同意见和态度倾向的各国社会党人围绕着社会*际筹建一事展开了有时甚至是相当激烈的争论。然而，正是在当时新的国际形势的制约下，在国际社会党人的分化和争论过程中，社会*际的组织性质、组织原则、指导思想及政策立场逐渐确定下来，新的社会*际组织得以最终正式建立起来。
第一节 艰难曲折的筹建历程
1944年下半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尚未停熄，但最后结局已经明朗化，德意法西斯的失败已无法挽回。因此，二战后的政治发展问题开始引起普遍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之下，流亡英国和瑞典等国的欧洲大陆国家社会党人率先提出了恢复社会党人国际组织 的要求，试图以此为战后各国党派政治的正常化进行准备。而在战争中保持了健全组织的英国工党和瑞典社民党此时也在为战后活动制订计划，因而同样开始考虑组建社会*际组织的问题。（Steininger, pp.27-37）由于英国工党在此前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内部享有特殊地位，又由于它在大战中对流亡社会党人的庇护以及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做出的贡献，它当仁不让地担当起创议者的责任。因此，1944年9月英国工党在其执委会会议上专门研究了“各国工党和社会党未来的国际联合”问题。随后在同年12月举行的第43届年会期间英国工党又特邀与会观礼的法国、瑞典、瑞士、波兰、比利时、意大利等国的社会党代表就社会党人国际组织的问题交换意见，并决定尽快召开一次国际社会党人会议。（LPCR,1944, pp.212-214）次年3月，在英国工党全国执委、战时内阁经济作战大臣道尔顿的主持下，来自13个国家的社会党代表60余人在伦敦举行了自二战爆发以来的第一次国际性会议。由于战争造成的困难，还有一些社会党未能派代表到会，因而与会者认为应当“在不远的将来”再度召开一次更有代表性的会议讨论国际组织问题。为此，会议还设立了一个筹委会进行准备。（Braunthal,1980, pp.133-134）同时，与会者也大都认识到由于战前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并非光彩地自行解体、对德意法西斯的侵略扩张未能公开谴责、大战中又从未组织过正式活动，因此，如果简单地恢复旧国际的组织并以旧的名称进行活动未必有利，仅是在继承和延续国际传统的意义上才将建立社会党人国际组织一事称为“重建”。（Steininger:pp.40-41）然而，大战的迅速结束以及战后各国形势出人意料的发展很快打乱了重建工作的节奏。
在伦敦会议之后不到两个月，反法西斯同盟国军队便已兵临柏林城下，纳粹德国旋即签约投降。此后，欧洲各国便开始了重建和平秩序的工作，各国社会党也以全部精力投入到自身的组织重建和国内政治活动中去。1945年5月底，英国工*出战时联合内阁，已中止了10年之久的议会选举活动随即进入高潮。同年7月底，英国工党出人意料地获得大选胜利。上台后的工党忙于提出和实施各种政策，无暇他顾。与此同时欧洲大陆国家的社会党也在忙于重建组织，并作为临时政府的一员投身于政府事务，而且也在为战后第一次大选进行着紧张的准备。因此，在社会党人的日程安排上，重建国际组织的问题不得不退居次要的位置。这样一来，计划中的国际社会党人会议直到1946年6月才得以举行。
各国社会党自身的组织重建和国内议会选举活动虽然拖延了社会党人国际层面的组织重建工作，但也格外提高了他们对于社会*际组织重建（以下简称“国际重建”）的期望。从1945年7月到1946年6月的一年当中，先后有10多个欧洲国家举行了选举活动。在这些大选中，几乎所有国家的社会党都获得了比二战前更多的选票。战前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以及世界大战的爆发明显暴露了传统资本主义制度的严重缺陷，大战期间许多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又同纳粹德国相互勾结，再加上战后初期各国又普遍出现了经济困难，这些都促使了人们的激进和左倾。在这种背景下，战前坚持批判资本主义、战争中又全力投入抵抗运动，战后又及时提出改革国内政治经济纲领的社会党人顺理成章地赢得了人民的赞许。因此，在选票大增的基础上，二战后出现了社会党人历史上第二次执政的高潮 。在英国、挪威、瑞典以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社会党人独掌国家政权；而其他欧洲国家，社会党人也几乎均参与了本国政府，甚至领导着政府。在意大利和法国以及所有的东欧国家，社会党人同共产党人在政府内合作共事。（厄尔温：第5～6页）
一时间，社会党人普遍以为“社会主义的时代”就要到来。战后英国第一届工党政府的贸易大臣道尔顿曾回忆说，当时“第一种感觉就是，一个新的社会就要诞生了。我们已有建设新社会的权力了，我们感到振奋和欢欣鼓舞，充满希望、决心和信心，我们感到了飘飘然”。（Dalton:p.3）法国战时抵抗运动的著名领导人，战后重建的社会党领袖之一安德烈·菲利普在当时的一次集会上公开宣布：“社会主义就要到来了！”战前社会党领袖，曾领导“人*线”政府的列昂·勃鲁姆从德国集中营重返巴黎后不久，也极其乐观地宣称“社会主义就是现在的主宰”。（Graham, p.2）特别是在一些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社会党人看来，二战结束宣告了一个国际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一方面，各国社会党的普遍参政使得社会党人的国际组织“在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处在这样一种地位，即成为具有影响政策能力的真正强大的因素”（Braunthal,1980, p.135）；另一方面，与共产党人战时的共同对敌，战后初期的合作共事又似乎提供了结束国际工人运动长期分裂的可能和条件。与苏联的友好关系更使得拉斯基这样一位在英国工党和国际社会党人中间享有声望的重要人物会设想在20年内“欧洲将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大陆”。（Braunthal,1980, p.135）
然而，不够幸运的是，1946年以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完全破灭了上述幻想或预言。正如1946年6月在英国海滨小城克拉克顿终于举行的战后第一次国际社会党人正式会议所表明的那样，国际形势的发展使社会党人在重建国际的问题上发生分歧，进而又阻滞了国际重建的进程。从这次会议直到1951年6月底社会*际最终正式建立，其间费时竟达5年之久，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主要表现为因意见分歧而使重建工作陷于停滞。1946年5月的克拉克顿会议有19个国家社会党的代表参加。按照预先的安排，会议讨论了重建社会党人国际组织的问题，但由于各党之间意见分歧相当尖锐，无法调和，因此会议最后只能决定“：为了就国际性问题进行坦率的讨论，应当组织各国社会党之间的定期会议，创设一个发表意见的讲坛。”（Healay,1950a, p.367）为此，会议又设了“社会党通讯联络处”（缩写为SILO），由英国工党代管、工*际书记丹尼斯·海利兼职领导，负责向各国社会党分发通讯报告，为以后的有关会议预做行政事务方面的准备。“国际社会党会议”这样一个过渡性的组织由此便形成了，但这只是国际重建道路上刚刚迈出的一小步。正如这次会议所暴露的那样，各国社会党在国际重建问题上未能形成一致的看法，结果此后的几次会议，如1946年11月的博恩默斯（英国）会议，1947年6月的苏黎世（瑞士）会议以及其后专门研究国际重建的巴黎小组会议都先后作出了暂不正式重建国际的决议或提议。很显然，这是社会*际的重建活动处于基本停滞状况的阶段。
第二个阶段的特点是打破僵局，获得实质性进展。1947年11月，“国际社会党会议”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举行了第四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虽然也认为重建国际组织的时机尚未成熟，但同时又决定大力加强各国社会党之间的联系，设立了常设机构“国际社会党会议委员会”（缩写为COMISCO）以取代先前那个无职无权、较为松散的“社会党通讯联络处”。该委员会由参加会议的各国社会党各派一名代表组成，更为频繁地举行会议，讨论问题，决定“国际社会党会议”的重要政策。这标志着社会党人的国际组织机构有了重大的发展，因而极大地推动了重建国际的进程。紧接着，在次年3月于伦敦举行的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不仅通过了有关“国际社会党会议”发展方向和政策立场的几项重要决议，而且设立了由英国工党*摩根·菲利普斯担任主席，法国、比利时、奥地利及斯堪的纳维亚社会党各出一人组成的五人“小委员会”。这一调整的潜在影响是“国际社会党会议”的实际领导权从此转移到了在会议委员会、特别是五人“小委员会”中占绝对优势的右翼社会党人手中。这在客观上扩大了就国际重建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的可能性，在组织上又缔造了社会*际的雏形。这次会议所做出的各项重要决议又为后来的几次全体会议 所肯定和发展，从而又为社会*际的重建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础和政策原则。因此1948年3月的伦敦会议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标志着社会*际的重建活动进入了一个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新阶段。
第三个阶段为国际重建最后准备和完成阶段。1949年12月“国际社会党会议委员会”在巴黎举行会议，决定设立一个处理日常事务的书记处，由长期从事国际活动的奥地利社会党人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担任*。书记处和*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国际重建进行技术方面的准备。此后，起草社会*际的原则宣言（纲领）和组织章程的工作在书记处和*的统筹下相继展开，重建活动进入到最后的具体的准备阶段。在1950年和1951年上半年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 ，各国社会党终于就国际重建的所有重大问题逐步取得了共同的意见并完成了最后的文字材料。1951年6月30日，“国际社会党会议”在联邦德国的法兰克福举行有史以来的第8次全体会议。与会的34个社会党的代表一致同意正式建立社会*际。随后，这次会议便转入了社会*际成立大会的议程。至此，社会*际度过了艰难曲折的历程，终于建立了。
与其他世界政党组织相比，社会*际的建立最晚。例如，现在的自由进步*际 是1947年4月建立的；同年7月，新国际共同体 建立；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则是在1947年9月建立的。这种结果当然使一向为自己的国际主义传统而自豪的国际社会党人感到尴尬，实际上这也是促使社会*际在1951年建立的外界条件之一；同时也反映出了国际社会党人并非铁板一块，始终存在着不同意见和态度倾向之间的争论；始终有激进与保守、积极与消极的两重性之间的冲突。正是这种争论和冲突，使社会*际的建立曲折而又艰难，虽有长期的国际组织传统但却成事最晚。苦读书 www.kudushu.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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