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书 www.kudushu.org) 第二节 有关重建问题的三大争论及其结局
在社会*际的重建过程中，曾先后或同时出现过许多内容不同的争论。相对于其他一些争论，如是否接纳德国社会民主党问题上的争论，下述三次争论规模最大、影响也最深远，对社会*际的重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是关于社会*际组织性质的争论（1946年5月—1948年3月）。早在1946年5月克拉克顿会议第一次正式讨论重建问题的时候，这一争论便已经产生。当时，法、比、奥、瑞（士）等国的社会党代表主张按照二战前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模式进行重建。（Healey,1950a, p.366）确切地说，他们主张建立一个由社会党人单独组成的、排他性的国际。这显然是基于传统立场而提出的主张。虽然在不久前的世界大战中，这些党大多在不同程度上与共产党人进行过合作，但他们，特别是那些右翼领袖，从来不愿捐弃同共产党人的分歧。在国内，它们不可能并且实际拒绝同本国共产党实现合并；在国际上，它们也不愿同共产党在同一个组织里共处。
由于所处的国内客观条件和地缘政治环境不同，东欧各国社会党人坚决反对这一主张。他们认为，在东欧的现时条件下，只有坚持同共产党的合作以及同苏联的联盟，才能真正、彻底地铲除法西斯势力和封建专制残余，保证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延续。因此，他们认为参加一个仅由社会党人组成的国际是不可能的，主张按照1945年9月建立的“世界工会联合会”的方式，建立一个统一而又广泛的，既有社会党也有共产党参加的“工人国际”。（Braunthal,1980, pp.137-138）一些西欧社会党人也支持这种意见，例如在本国国内与共产党合作的意大利社会党*彼特罗·南尼，比利时的德·勃鲁克尔以及法国社会党中那些主张响应法共呼吁与之实现合并的党员干部。（Braunthal,1980, pp.137-138）
面对上述两种对立的意见，一度积极提议重建的英国工党再度犹豫起来，它虽然比较倾向于前者，但又不得不重视后者。作为上台不久的执政党，它既怕国际的建立会限制自己的活动、背上得不偿失的负担，更怕社会党人单一的国际组织会恶化自己与苏联和东欧的关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社会党也持大体相同的态度。因此，克拉克顿会议未能就重建问题达成一致，只作出了定期举行国际社会党会议的决定。（Braunthal,1980, p.138）
在同年11月的博恩默斯会议上，虽然作出了正式解散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决定，但有关新的国际组织性质的争论仍在升级。东欧国家的社会党在会上明确表示，由于它们在本国与共产党联合执政，因而如果成立只有社会党参加的国际，它们将不得不宣布退出。由此，尖锐的意见分歧已显示出组织上分裂的前景。英国工党随即提出了“避免东西欧之间的分裂”的主张。经过它的劝说，这次会议几乎全体一致地同意：“在目前，任何重组社会*际的事情都是行不通的。”（Healey,1950a, p.367）
从上述两次会议的情况来看，关于组织性质的争论从一开始便给国际重建工作蒙上了阴影，争论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社会党与共产党的传统关系以及如何评价战后政治发展的现实。西欧社会党，特别是那些大党（意大利社会党除外）虽坚持传统立场，但同时也要根据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以及国际政治的发展来决定最后的行动。它们既想成立二战前那种分立性质的组织，但又顾忌苏联及各国共产党在大战中赢得的威望和实力地位，因而同意暂缓国际重建工作。东欧社会党的主张则主要是根据它们当时的实际处境而提出的。可见，这一争论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国际形势发展的制约和影响。随后的事态发展也证实了这一点。
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了旨在全球*的“杜鲁门主义”，整个欧洲的政治气氛立即严峻起来。这一年6月初，“国际社会党会议”在苏黎世开会，决定了设立特别委员会研究国际重建问题。这个委员会随后在巴黎举行会议，“研究了当时的国际形势，主要是西欧和苏联的关系现状对于国际重建的影响，最后提出了一个倾向明显但结论含混的报告，声称美苏之间的对抗威胁着世界，使欧洲面临着分裂为两大集团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维持西欧大多数正在执政的社会党同受苏联影响的东欧国家中社会党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因为它们在“国际社会党会议”中的共处尚能代表东西欧之间的潜在联系。因此，报告的结论就是在现时条件下建立一个东欧社会党不能参加的国际是不适宜的，但这个问题晚些时候还可再议。（Braunthal, 1980, p.142）这个结论的实质就是要等待观望国际形势的进一步发展，然后再做定夺。
几乎与苏黎世会议和巴黎会议召开的同时，美国又提出了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苦于国内经济败落和政局动荡的西欧社会党迫不及待地接受了这一计划，但有社会党人参政的东欧国家却在苏联的要求下表示了坚决拒绝的态度。（陈乐民：第90页）这使争论双方的裂痕进一步扩大。1947年9月，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以下简称“情报局”）在波兰成立。它的成立宣言不仅提出了两大阵营已经形成的论断，而且指名谴责社会党右翼领袖推行叛卖政策，充当*的同谋犯，并要求各国民主力量“反对右翼社会党，特别是英国与法国的右翼社会党”（情报局：1948，第7页）。这样便从根本上否定了建立同时包括社会党和共产党在内的国际组织的可能性，也坚定了西欧社会党单独重建国际的决心。在情报局成立两个月之后的“国际社会党会议”安特卫普会议上，东西欧社会党在讨论的几乎所有问题上都形成了尖锐的对立。西欧社会党人着重攻击了东欧社会党与本国共产党的关系，并以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亲共”为由拒不接纳其为正式成员。这表明参与争论的双方已经连表面上的共处也无法维持了。实际上，这也是东欧社会党以正式成员的身份而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Healey,1950a, p.367）
进入1948年以后，先是美苏双方借公布各自所缴获的纳粹德国外交文件之机互相攻讦，继而又发生了2月的“捷克政变”。以2月24日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合并为开端，东欧各国也相继开始了社共两党合并。与此同时，美苏之间的“冷战”也开始走向高潮。3月17日，英、法、比、荷、卢5国签署为期50年的“合作和集体防御条约”，美国随即为此拨款60亿美元。（何春超：第48—61页）在这5国当中，竟有4国是由社会党单独掌权或参与执政的（Braunthal, 1980, p.184）。与此相应，在3月20日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会议”委员会伦敦会议上，西欧社会党在“二战后第一次向共产党人公开宣战”。会议讨论了“捷克政变”以及东欧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合并，指责这些都是以“共产党情报局和苏联的协调行动”形式出现的敌对*。会议因此认为“各国共产党已受命要毁灭民主社会主义”，强调社会党人正面临着捍卫民主的使命。会议还决定开除保、捷、罗等国的社会党，号召波兰社会党反抗合并。（Braunthal, 1980, p.188）
这样一来，关于组织性质的争论便自然解决了。东欧社会党的被开除，以及其后不久坚持与共产党合作的意大利社会党的被驱逐，使得争论的一方消失了。由此，另一方（包括先前的犹豫者在内），一致同意建立单独由社会党组成的国际。如果说二战前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建立是以社会党与共产党决裂为标志，那么可以说，二战后社会*际的建立则是以东西欧社会党的分裂为主要特征。由于这一争论的最后结局及其解决方式带有分裂主义的色彩和东西方“冷战”的痕迹，因而在此后的一个时期里，社会*际也采取了相应的政策立场。
其次是关于社会*际组织原则的争论（1946年5月—1951年3月）。在1923年5月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成立时，一些社会党的领袖认为，第二国际各党在大战爆发之际支持本国政府进而形成互相对立的状况，与国际组织松散、对各党没有约束力的特点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他们又认为，通过一般的组织手段便可防止上述局面再度出现。（布劳恩塔尔：1986年，第317—318页）。根据这种看法，他们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章程中规定“：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只有当它就一切国际性问题所做的决议对其全体成员都有约束力时，才是名副其实的国际组织。国际的每项决议，应看作是各国政党对其自主活动的一种自觉的约束”, “一切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政党，应公认本国际为处理国家纷争的最高裁判人”。（布拉斯拉夫斯基：第330—331页）这就是说，对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某些决定，各党有必须服从的义务。但在实践中，上述规定却从未真正得到实行。在一些涉及各国特殊利益的关键问题上，各党之间互不相让，激烈争吵，甚至酿成严重的内部危机和国际组织领导人的愤而辞职。（Steininger, pp.13-17）而为了回避章程中的上述规定，为了防止某些成员党坚决反对国际决议进而退出组织的局面，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往往连公开的声明都无法发表。
二战后初期，各国社会党对此记忆犹新，但它们从中得出的教训各不相同，因而在提出国际重建的同时，关于国际组织原则的争论也就随之产生了。法、比、奥、瑞（士）社会党代表在1946年5月克拉克顿会议上提出了按二战前旧模式进行重建的主张，这其中显然也包括了按照原有的组织原则行事的意思。这几个社会党曾是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主要支柱，为国际提供了主要领导人和办事人员，它们与二战前的旧国际也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纠葛，因而它们认为采用原有的组织原则是顺理成章的。但是，战前曾因拒绝承认国际的某些决定具有约束力而与国际领导机构有过争执的英国和北欧诸国的社会党都对此极不赞成。特别是现已执政的英国工党，反复强调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建立集体解决问题的社会*际，这样的国际只会干扰各党独立有效地解决自身事务；它认为，国际的意义就在于各党之间定期接触和交流情报。（Price, pp.191-205; SI:SII,1964, No 18-19）这种分歧和争论也是英国工党对重建国际的态度由一度积极倡导转变为消极拖延的原因之一。
有必要说明的是，在关于组织性质的争论尚在继续的时候，关于组织原则的争论必然退居次要位置，更何况前者的存在已使重建工作陷于停顿，后者的解决与否便显得不那么急迫了。然而就在这个时期，“国际社会党会议”开始逐渐形成一整套不同于以往任何国际组织的、比较独特的活动形式和原则。例如，早在克拉克顿会议决定定期召集“国际社会党会议”时，便为之制订了简单的议事规则。其中规定，在每年一到二次的定期会议上，各党代表可以自由交换意见而无须作出正式的决议，而关于政治问题的决议都必须是一致通过的。这就是后来被社会党人概括为“协商一致”原则的缘起，也体现了组织活动以交换观点为主要特点。到1948年，国际社会党会议进一步健全完善了组织机构，形成了全体会议、常设执行机构 “委员会”和“小委员会”这样三个决策和活动层次。1949年底，又建立了书记处，并设定了*职务，以负责处理日常行政事务。同时，为了解决一些特别问题又开始召集各国社会党专家的专题会议。这类会议一般不提出正式决议或报告，只是围绕具体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从而更为集中地体现了交换意见、交流观点的特点。（Healey,1950a, pp.371-372）此外，还针对疑难有争议的问题另行设立特别委员会，由有关政党派员参加，在仔细的研究中寻找出为争议各方均可接受的结论和方案。所有这些对解决关于组织原则的争论起了很大作用。
在关于组织原则性质的争论于1948年初基本上已见分晓之后，关于组织原则的争论便被推到前台。由于原有的两种不同意见仍然相持不下，因此1948年到1950年期间几个社会党连续提出的立即重建国际的建议都被束之高阁，甚至在社会*际的原则宣言已经着手准备之际，国际重建一事似乎仍令人感到遥遥无期。然而进入1951年以后，这一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一方面，“冷战”对峙的局面已经形成且趋于稳定，各国社会党较前一段更加迫切地要求正式建立国际，以利用“国际”的名义和便利来维持和扩大自己的影响，从而与已经正式建立国际组织的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相抗衡。另一方面，这时的西欧社会党大多已经历了相当一个时期的执政历程，它们对外来干预的反感以及对未来国际组织的设想也日趋一致。因此，一贯主张采用旧国际组织原则的比利时社会党首先转变了态度。该党机关刊《*》和《大众报》在1951年1月5日共同刊载了该党全国执委会成员致国际社会党会议委员会主席、英国工党*菲利浦斯的公开信，信中在重提尽早建立国际的建议的同时，又着重指出“国际社会党会议”既不应当抛弃它“行使职能的方式”，也不应当改变它的“结构和职能”，比利时党的要求仅仅是改变现有的名称而已。（SI:SII,1951, No 27-28）这意味着比利时社会党放弃旧国际具有强制性内容的章程，转而完全接受英国工党等坚持的国际重建方案：国际奉行“协商一致”的原则，以交换观点为主，其决定对各党没有约束力。对此，英国工党作出了迅速的反应。工党全国执委会马上专门开会讨论了比利时党的建议。同月26日菲利浦斯以执委会名义发表公开信作答：如果“（未来）会议的制度和决定的体系是建议性的”，而不是强迫性的、必须为各党所接受并服从，则工党同意比利时社会党的提议。（SI:SII,1951, No 27-28）
这两封信在其他社会党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并很快征得了普遍的赞同。在1951年3月于伦敦举行的委员会会议上，各国社会党代表同意了英、比两党关于改变名称、正式建立国际的联合建议，并且在决议中对组织原则作了进一步的详尽阐述：“社会党人的团体所通过的决议都必须反映出自由达成的意见一致。这些决议对那些须向本党党员和本国选民负责的政党并不构成具有某种约束性的限制。任何国际社会党人的团体都不能自称拥有下达命令的强制性权力。”（SI:SII,1951, No 27-28）关于组织原则的争论由此便得到了解决。根据上述决议，*布劳恩塔尔归纳总结了现行的各种议事规则，准备了章程草案。经过特设委员会的修改之后，章程的最后文本在社会*际成立大会上顺利通过。可以说，关于组织原则的争论的解决为社会*际的建立扫除了最后一个障碍。
最后是关于社会*际指导思想的争论（1949年12月—1951年6月底）。在1949年12月于巴黎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会议”委员会会议上，法国社会党的代表提议起草一份“民主社会主义的原则宣言”。（SI:SII,1951, No 27-28）由于当时关于组织性质的争论已经结束、重建国际的障碍已不复存在，因而对眼下正全力以赴筹建国际的社会党人来说，起草这样一个宣言就是为新的国际奠定理论基础。另一方面，社会党人这时也普遍感到，对于他们长期以来所推行的改良主义主张和实践有必要进行提炼和概括，以便于在战后所开始的经济复兴活动、政治重建工作中提出有吸引力的纲领。他们对这一工作踌躇满志，并且信心满满地认为这一“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他们的身上，因为在他们看来，自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第一国际成立宣言》问世以后，由于第二国际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都不曾提出过自己的纲领，因而在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国际社会主义的目标和原则再未以综合文件的形式加以重新概括”。（SI:SII,1961, No 26）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法国社会党的提议立即得到了其他党的赞同“，国际社会党会议”很快便开展了这一工作。
1950年1月初，上任不久的*布劳恩塔尔将他起草的原则宣言提要发给各党讨论，并要求它们提交备忘录，说明本党对于民主社会主义原则的见解和观点。在同年6月的哥本哈根会议上，法国社会党领袖摩勒对先后收到的11个党的备忘录进行了综合分析。会议随后设立了原则宣言起草委员会，由比、奥、法、英、荷、瑞士及联邦德国斯堪的纳维亚等国和地区的社会党以及“中东欧社会党联盟”的代表组成。1950年10月，原则宣言起草委员会在巴黎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讨论了宣言草案，并设立了一个三人撰写小组，由英国工*际书记海利、比利时社会党的拉若克以及*布劳恩塔尔组成，负责根据讨论情况以及各党意见再次修改草案。随后，修改后的草案又发给各党征求意见。1951年3月在伦敦举行的起草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同年5月在斯特拉斯堡（法国）的第三次会议以及6月在法兰克福（联邦德国）的第四次会议基本上都重复了同样的程序。（SI:SII, 1951, No 27-28）这样，提交给社会*际成立大会的原则宣言草案已是第四稿了。
正是在这个历时近一年多的反复修改的过程中，出现了关于社会*际指导思想的争论，其重点集中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以及社会党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在1950年6月哥本哈根会议前，11个社会党提交的关于原则宣言提要的备忘录也都涉及了这个问题。在此后的历次会议上，各党代表也都就此发言表态。从这些书面材料或口头发言中，可以发现各党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别。
其中，荷兰工党直截了当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作为二战后第一个通过新党纲的党，它显然对这个问题已有定见。它提出的备忘录提出：“两次世界大战已经使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同马克思主义疏远开来，因此，欧洲社会主义即便没有发展到排斥那些仍然相信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性的人们，那么无论如何也必须为那些认为自己更接近饶勒斯 和马萨里克 的人们留有余地。”（Braunthal:1980, p.204）而受到费边社 思想深刻影响的英国工党则表示，英国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及其主张并不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而是在约翰·穆勒的激进思想、费边社、悉尼·韦伯和萧伯纳的教诲以及英国圣公会社会改革家们的熏陶下形成的。英国工人运动的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学说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Braunthal:1980, p.205）这是两种最极端的意见，前者试图通过强调现时条件的变化来指出马克思主义不再普遍适用，后者则是利用本国情况的特殊性来拒绝马克思主义的渊源和联系。两者的共同点都是否认了马克思主义对欧洲工人运动的巨大影响。
但这类看法并没有得到其他代表的赞同，其他社会党都没有明确表示自己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关系，有的甚至强调马克思主义对于自己的重要意义。例如，1945年8月，法国社会党第37次*在修改党纲时，曾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发生争论，但争论双方都表示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和判断是适用的。（Graham, pp.92-94）而属于党内左翼、素有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之称的摩勒在这次国际讨论中更是明确指出“：我们全党，包括盖得、饶勒斯以及较近的勃鲁姆、布拉克在内，都毫无保留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所做的分析。”（Braunthal,1980, pp.205-206）即使是奥地利社会党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流派的角度申明了党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联系和师承脉络。由意大利社会党右翼出来的另组成社会民主党的巴拉巴诺娃也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认识社会内部各种社会力量的方法，而且还是工人阶级信心和力量的源泉。甚至连自称对理论问题从无兴趣的瑞典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艾兰德也承认，虽然瑞典社会民主党从未建立任何学说体系，但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党就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的强烈影响。（Braunthal,1980, pp.205-206）这一表现显然说明上述社会党还不愿完全割裂自己党的早期历史和最初起源，不想完全忽略马克思主义对普通党员和工人群众发挥的并且仍然具有的重大影响，更不能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所做的正确分析和深刻批判。尽管如此，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党在具体的实践中已在很大程度上放弃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它们之所以强调马克思主义与自己党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利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吸引群众、使自己区别于资产阶级保守主义政党的意图。
正因如此，后一种有所保留的意见与前一种极端的意见之间并没有形成尖锐的直接交锋，没有形成各不相让的僵局，因而通过宣言起草委员会的协调活动，它们最终走到一起，完成了一个“妥协的混合物”。（Portelli, p.53）在成立大会通过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原则宣言中，关于社会*际指导思想的争论得到了大家皆欢的解决。宣言称：“社会主义是一个国际的运动，它不要求在处理问题的方法上严格一致。不论社会党人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社会的方法上，还是建立在其他方法上，不论他们是受宗教原则的启示或是受人道主义原则的启示，他们都是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奋斗。”（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第1页）
尽管后来的社会党人把上述说法归结为民主社会主义所特有的“多元化原则”，宣称这是适应现代社会发展、民主化和自由化倾向，反对伪科学一元论和垄断权的必然结论。（迈尔：第87—92页）但在当时，原则宣言的主要起草者之一、*布劳恩塔尔却强调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所说的“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成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第2卷，第136页）“曾经为第二国际准备了指导方针，也是提交法兰克福会议审定的民主社会主义原则宣言的最主要的概念。”（SI:SII,1951, No 25）实际上，这种情况也反映了关于社会*际的指导思想的争论造成了原则宣言的内在矛盾。
总之，上述三大争论在时间上互有重叠，在实质内容上又互相联系，表现出循序渐进的逻辑发展关系。这三大争论的产生、发展和解决，拖延或推动着社会*际重建的最后完成，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社会*际以后的发展。苦读书 www.kudushu.org
在社会*际的重建过程中，曾先后或同时出现过许多内容不同的争论。相对于其他一些争论，如是否接纳德国社会民主党问题上的争论，下述三次争论规模最大、影响也最深远，对社会*际的重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是关于社会*际组织性质的争论（1946年5月—1948年3月）。早在1946年5月克拉克顿会议第一次正式讨论重建问题的时候，这一争论便已经产生。当时，法、比、奥、瑞（士）等国的社会党代表主张按照二战前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模式进行重建。（Healey,1950a, p.366）确切地说，他们主张建立一个由社会党人单独组成的、排他性的国际。这显然是基于传统立场而提出的主张。虽然在不久前的世界大战中，这些党大多在不同程度上与共产党人进行过合作，但他们，特别是那些右翼领袖，从来不愿捐弃同共产党人的分歧。在国内，它们不可能并且实际拒绝同本国共产党实现合并；在国际上，它们也不愿同共产党在同一个组织里共处。
由于所处的国内客观条件和地缘政治环境不同，东欧各国社会党人坚决反对这一主张。他们认为，在东欧的现时条件下，只有坚持同共产党的合作以及同苏联的联盟，才能真正、彻底地铲除法西斯势力和封建专制残余，保证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延续。因此，他们认为参加一个仅由社会党人组成的国际是不可能的，主张按照1945年9月建立的“世界工会联合会”的方式，建立一个统一而又广泛的，既有社会党也有共产党参加的“工人国际”。（Braunthal,1980, pp.137-138）一些西欧社会党人也支持这种意见，例如在本国国内与共产党合作的意大利社会党*彼特罗·南尼，比利时的德·勃鲁克尔以及法国社会党中那些主张响应法共呼吁与之实现合并的党员干部。（Braunthal,1980, pp.137-138）
面对上述两种对立的意见，一度积极提议重建的英国工党再度犹豫起来，它虽然比较倾向于前者，但又不得不重视后者。作为上台不久的执政党，它既怕国际的建立会限制自己的活动、背上得不偿失的负担，更怕社会党人单一的国际组织会恶化自己与苏联和东欧的关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社会党也持大体相同的态度。因此，克拉克顿会议未能就重建问题达成一致，只作出了定期举行国际社会党会议的决定。（Braunthal,1980, p.138）
在同年11月的博恩默斯会议上，虽然作出了正式解散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决定，但有关新的国际组织性质的争论仍在升级。东欧国家的社会党在会上明确表示，由于它们在本国与共产党联合执政，因而如果成立只有社会党参加的国际，它们将不得不宣布退出。由此，尖锐的意见分歧已显示出组织上分裂的前景。英国工党随即提出了“避免东西欧之间的分裂”的主张。经过它的劝说，这次会议几乎全体一致地同意：“在目前，任何重组社会*际的事情都是行不通的。”（Healey,1950a, p.367）
从上述两次会议的情况来看，关于组织性质的争论从一开始便给国际重建工作蒙上了阴影，争论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社会党与共产党的传统关系以及如何评价战后政治发展的现实。西欧社会党，特别是那些大党（意大利社会党除外）虽坚持传统立场，但同时也要根据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以及国际政治的发展来决定最后的行动。它们既想成立二战前那种分立性质的组织，但又顾忌苏联及各国共产党在大战中赢得的威望和实力地位，因而同意暂缓国际重建工作。东欧社会党的主张则主要是根据它们当时的实际处境而提出的。可见，这一争论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国际形势发展的制约和影响。随后的事态发展也证实了这一点。
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了旨在全球*的“杜鲁门主义”，整个欧洲的政治气氛立即严峻起来。这一年6月初，“国际社会党会议”在苏黎世开会，决定了设立特别委员会研究国际重建问题。这个委员会随后在巴黎举行会议，“研究了当时的国际形势，主要是西欧和苏联的关系现状对于国际重建的影响，最后提出了一个倾向明显但结论含混的报告，声称美苏之间的对抗威胁着世界，使欧洲面临着分裂为两大集团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维持西欧大多数正在执政的社会党同受苏联影响的东欧国家中社会党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因为它们在“国际社会党会议”中的共处尚能代表东西欧之间的潜在联系。因此，报告的结论就是在现时条件下建立一个东欧社会党不能参加的国际是不适宜的，但这个问题晚些时候还可再议。（Braunthal, 1980, p.142）这个结论的实质就是要等待观望国际形势的进一步发展，然后再做定夺。
几乎与苏黎世会议和巴黎会议召开的同时，美国又提出了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苦于国内经济败落和政局动荡的西欧社会党迫不及待地接受了这一计划，但有社会党人参政的东欧国家却在苏联的要求下表示了坚决拒绝的态度。（陈乐民：第90页）这使争论双方的裂痕进一步扩大。1947年9月，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以下简称“情报局”）在波兰成立。它的成立宣言不仅提出了两大阵营已经形成的论断，而且指名谴责社会党右翼领袖推行叛卖政策，充当*的同谋犯，并要求各国民主力量“反对右翼社会党，特别是英国与法国的右翼社会党”（情报局：1948，第7页）。这样便从根本上否定了建立同时包括社会党和共产党在内的国际组织的可能性，也坚定了西欧社会党单独重建国际的决心。在情报局成立两个月之后的“国际社会党会议”安特卫普会议上，东西欧社会党在讨论的几乎所有问题上都形成了尖锐的对立。西欧社会党人着重攻击了东欧社会党与本国共产党的关系，并以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亲共”为由拒不接纳其为正式成员。这表明参与争论的双方已经连表面上的共处也无法维持了。实际上，这也是东欧社会党以正式成员的身份而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Healey,1950a, p.367）
进入1948年以后，先是美苏双方借公布各自所缴获的纳粹德国外交文件之机互相攻讦，继而又发生了2月的“捷克政变”。以2月24日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合并为开端，东欧各国也相继开始了社共两党合并。与此同时，美苏之间的“冷战”也开始走向高潮。3月17日，英、法、比、荷、卢5国签署为期50年的“合作和集体防御条约”，美国随即为此拨款60亿美元。（何春超：第48—61页）在这5国当中，竟有4国是由社会党单独掌权或参与执政的（Braunthal, 1980, p.184）。与此相应，在3月20日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会议”委员会伦敦会议上，西欧社会党在“二战后第一次向共产党人公开宣战”。会议讨论了“捷克政变”以及东欧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合并，指责这些都是以“共产党情报局和苏联的协调行动”形式出现的敌对*。会议因此认为“各国共产党已受命要毁灭民主社会主义”，强调社会党人正面临着捍卫民主的使命。会议还决定开除保、捷、罗等国的社会党，号召波兰社会党反抗合并。（Braunthal, 1980, p.188）
这样一来，关于组织性质的争论便自然解决了。东欧社会党的被开除，以及其后不久坚持与共产党合作的意大利社会党的被驱逐，使得争论的一方消失了。由此，另一方（包括先前的犹豫者在内），一致同意建立单独由社会党组成的国际。如果说二战前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建立是以社会党与共产党决裂为标志，那么可以说，二战后社会*际的建立则是以东西欧社会党的分裂为主要特征。由于这一争论的最后结局及其解决方式带有分裂主义的色彩和东西方“冷战”的痕迹，因而在此后的一个时期里，社会*际也采取了相应的政策立场。
其次是关于社会*际组织原则的争论（1946年5月—1951年3月）。在1923年5月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成立时，一些社会党的领袖认为，第二国际各党在大战爆发之际支持本国政府进而形成互相对立的状况，与国际组织松散、对各党没有约束力的特点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他们又认为，通过一般的组织手段便可防止上述局面再度出现。（布劳恩塔尔：1986年，第317—318页）。根据这种看法，他们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章程中规定“：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只有当它就一切国际性问题所做的决议对其全体成员都有约束力时，才是名副其实的国际组织。国际的每项决议，应看作是各国政党对其自主活动的一种自觉的约束”, “一切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政党，应公认本国际为处理国家纷争的最高裁判人”。（布拉斯拉夫斯基：第330—331页）这就是说，对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某些决定，各党有必须服从的义务。但在实践中，上述规定却从未真正得到实行。在一些涉及各国特殊利益的关键问题上，各党之间互不相让，激烈争吵，甚至酿成严重的内部危机和国际组织领导人的愤而辞职。（Steininger, pp.13-17）而为了回避章程中的上述规定，为了防止某些成员党坚决反对国际决议进而退出组织的局面，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往往连公开的声明都无法发表。
二战后初期，各国社会党对此记忆犹新，但它们从中得出的教训各不相同，因而在提出国际重建的同时，关于国际组织原则的争论也就随之产生了。法、比、奥、瑞（士）社会党代表在1946年5月克拉克顿会议上提出了按二战前旧模式进行重建的主张，这其中显然也包括了按照原有的组织原则行事的意思。这几个社会党曾是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主要支柱，为国际提供了主要领导人和办事人员，它们与二战前的旧国际也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纠葛，因而它们认为采用原有的组织原则是顺理成章的。但是，战前曾因拒绝承认国际的某些决定具有约束力而与国际领导机构有过争执的英国和北欧诸国的社会党都对此极不赞成。特别是现已执政的英国工党，反复强调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建立集体解决问题的社会*际，这样的国际只会干扰各党独立有效地解决自身事务；它认为，国际的意义就在于各党之间定期接触和交流情报。（Price, pp.191-205; SI:SII,1964, No 18-19）这种分歧和争论也是英国工党对重建国际的态度由一度积极倡导转变为消极拖延的原因之一。
有必要说明的是，在关于组织性质的争论尚在继续的时候，关于组织原则的争论必然退居次要位置，更何况前者的存在已使重建工作陷于停顿，后者的解决与否便显得不那么急迫了。然而就在这个时期，“国际社会党会议”开始逐渐形成一整套不同于以往任何国际组织的、比较独特的活动形式和原则。例如，早在克拉克顿会议决定定期召集“国际社会党会议”时，便为之制订了简单的议事规则。其中规定，在每年一到二次的定期会议上，各党代表可以自由交换意见而无须作出正式的决议，而关于政治问题的决议都必须是一致通过的。这就是后来被社会党人概括为“协商一致”原则的缘起，也体现了组织活动以交换观点为主要特点。到1948年，国际社会党会议进一步健全完善了组织机构，形成了全体会议、常设执行机构 “委员会”和“小委员会”这样三个决策和活动层次。1949年底，又建立了书记处，并设定了*职务，以负责处理日常行政事务。同时，为了解决一些特别问题又开始召集各国社会党专家的专题会议。这类会议一般不提出正式决议或报告，只是围绕具体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从而更为集中地体现了交换意见、交流观点的特点。（Healey,1950a, pp.371-372）此外，还针对疑难有争议的问题另行设立特别委员会，由有关政党派员参加，在仔细的研究中寻找出为争议各方均可接受的结论和方案。所有这些对解决关于组织原则的争论起了很大作用。
在关于组织原则性质的争论于1948年初基本上已见分晓之后，关于组织原则的争论便被推到前台。由于原有的两种不同意见仍然相持不下，因此1948年到1950年期间几个社会党连续提出的立即重建国际的建议都被束之高阁，甚至在社会*际的原则宣言已经着手准备之际，国际重建一事似乎仍令人感到遥遥无期。然而进入1951年以后，这一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一方面，“冷战”对峙的局面已经形成且趋于稳定，各国社会党较前一段更加迫切地要求正式建立国际，以利用“国际”的名义和便利来维持和扩大自己的影响，从而与已经正式建立国际组织的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相抗衡。另一方面，这时的西欧社会党大多已经历了相当一个时期的执政历程，它们对外来干预的反感以及对未来国际组织的设想也日趋一致。因此，一贯主张采用旧国际组织原则的比利时社会党首先转变了态度。该党机关刊《*》和《大众报》在1951年1月5日共同刊载了该党全国执委会成员致国际社会党会议委员会主席、英国工党*菲利浦斯的公开信，信中在重提尽早建立国际的建议的同时，又着重指出“国际社会党会议”既不应当抛弃它“行使职能的方式”，也不应当改变它的“结构和职能”，比利时党的要求仅仅是改变现有的名称而已。（SI:SII,1951, No 27-28）这意味着比利时社会党放弃旧国际具有强制性内容的章程，转而完全接受英国工党等坚持的国际重建方案：国际奉行“协商一致”的原则，以交换观点为主，其决定对各党没有约束力。对此，英国工党作出了迅速的反应。工党全国执委会马上专门开会讨论了比利时党的建议。同月26日菲利浦斯以执委会名义发表公开信作答：如果“（未来）会议的制度和决定的体系是建议性的”，而不是强迫性的、必须为各党所接受并服从，则工党同意比利时社会党的提议。（SI:SII,1951, No 27-28）
这两封信在其他社会党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并很快征得了普遍的赞同。在1951年3月于伦敦举行的委员会会议上，各国社会党代表同意了英、比两党关于改变名称、正式建立国际的联合建议，并且在决议中对组织原则作了进一步的详尽阐述：“社会党人的团体所通过的决议都必须反映出自由达成的意见一致。这些决议对那些须向本党党员和本国选民负责的政党并不构成具有某种约束性的限制。任何国际社会党人的团体都不能自称拥有下达命令的强制性权力。”（SI:SII,1951, No 27-28）关于组织原则的争论由此便得到了解决。根据上述决议，*布劳恩塔尔归纳总结了现行的各种议事规则，准备了章程草案。经过特设委员会的修改之后，章程的最后文本在社会*际成立大会上顺利通过。可以说，关于组织原则的争论的解决为社会*际的建立扫除了最后一个障碍。
最后是关于社会*际指导思想的争论（1949年12月—1951年6月底）。在1949年12月于巴黎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会议”委员会会议上，法国社会党的代表提议起草一份“民主社会主义的原则宣言”。（SI:SII,1951, No 27-28）由于当时关于组织性质的争论已经结束、重建国际的障碍已不复存在，因而对眼下正全力以赴筹建国际的社会党人来说，起草这样一个宣言就是为新的国际奠定理论基础。另一方面，社会党人这时也普遍感到，对于他们长期以来所推行的改良主义主张和实践有必要进行提炼和概括，以便于在战后所开始的经济复兴活动、政治重建工作中提出有吸引力的纲领。他们对这一工作踌躇满志，并且信心满满地认为这一“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他们的身上，因为在他们看来，自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第一国际成立宣言》问世以后，由于第二国际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都不曾提出过自己的纲领，因而在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国际社会主义的目标和原则再未以综合文件的形式加以重新概括”。（SI:SII,1961, No 26）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法国社会党的提议立即得到了其他党的赞同“，国际社会党会议”很快便开展了这一工作。
1950年1月初，上任不久的*布劳恩塔尔将他起草的原则宣言提要发给各党讨论，并要求它们提交备忘录，说明本党对于民主社会主义原则的见解和观点。在同年6月的哥本哈根会议上，法国社会党领袖摩勒对先后收到的11个党的备忘录进行了综合分析。会议随后设立了原则宣言起草委员会，由比、奥、法、英、荷、瑞士及联邦德国斯堪的纳维亚等国和地区的社会党以及“中东欧社会党联盟”的代表组成。1950年10月，原则宣言起草委员会在巴黎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讨论了宣言草案，并设立了一个三人撰写小组，由英国工*际书记海利、比利时社会党的拉若克以及*布劳恩塔尔组成，负责根据讨论情况以及各党意见再次修改草案。随后，修改后的草案又发给各党征求意见。1951年3月在伦敦举行的起草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同年5月在斯特拉斯堡（法国）的第三次会议以及6月在法兰克福（联邦德国）的第四次会议基本上都重复了同样的程序。（SI:SII, 1951, No 27-28）这样，提交给社会*际成立大会的原则宣言草案已是第四稿了。
正是在这个历时近一年多的反复修改的过程中，出现了关于社会*际指导思想的争论，其重点集中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以及社会党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在1950年6月哥本哈根会议前，11个社会党提交的关于原则宣言提要的备忘录也都涉及了这个问题。在此后的历次会议上，各党代表也都就此发言表态。从这些书面材料或口头发言中，可以发现各党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别。
其中，荷兰工党直截了当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作为二战后第一个通过新党纲的党，它显然对这个问题已有定见。它提出的备忘录提出：“两次世界大战已经使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同马克思主义疏远开来，因此，欧洲社会主义即便没有发展到排斥那些仍然相信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性的人们，那么无论如何也必须为那些认为自己更接近饶勒斯 和马萨里克 的人们留有余地。”（Braunthal:1980, p.204）而受到费边社 思想深刻影响的英国工党则表示，英国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及其主张并不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而是在约翰·穆勒的激进思想、费边社、悉尼·韦伯和萧伯纳的教诲以及英国圣公会社会改革家们的熏陶下形成的。英国工人运动的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学说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Braunthal:1980, p.205）这是两种最极端的意见，前者试图通过强调现时条件的变化来指出马克思主义不再普遍适用，后者则是利用本国情况的特殊性来拒绝马克思主义的渊源和联系。两者的共同点都是否认了马克思主义对欧洲工人运动的巨大影响。
但这类看法并没有得到其他代表的赞同，其他社会党都没有明确表示自己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关系，有的甚至强调马克思主义对于自己的重要意义。例如，1945年8月，法国社会党第37次*在修改党纲时，曾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发生争论，但争论双方都表示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和判断是适用的。（Graham, pp.92-94）而属于党内左翼、素有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之称的摩勒在这次国际讨论中更是明确指出“：我们全党，包括盖得、饶勒斯以及较近的勃鲁姆、布拉克在内，都毫无保留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所做的分析。”（Braunthal,1980, pp.205-206）即使是奥地利社会党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流派的角度申明了党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联系和师承脉络。由意大利社会党右翼出来的另组成社会民主党的巴拉巴诺娃也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认识社会内部各种社会力量的方法，而且还是工人阶级信心和力量的源泉。甚至连自称对理论问题从无兴趣的瑞典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艾兰德也承认，虽然瑞典社会民主党从未建立任何学说体系，但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党就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的强烈影响。（Braunthal,1980, pp.205-206）这一表现显然说明上述社会党还不愿完全割裂自己党的早期历史和最初起源，不想完全忽略马克思主义对普通党员和工人群众发挥的并且仍然具有的重大影响，更不能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所做的正确分析和深刻批判。尽管如此，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党在具体的实践中已在很大程度上放弃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它们之所以强调马克思主义与自己党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利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吸引群众、使自己区别于资产阶级保守主义政党的意图。
正因如此，后一种有所保留的意见与前一种极端的意见之间并没有形成尖锐的直接交锋，没有形成各不相让的僵局，因而通过宣言起草委员会的协调活动，它们最终走到一起，完成了一个“妥协的混合物”。（Portelli, p.53）在成立大会通过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原则宣言中，关于社会*际指导思想的争论得到了大家皆欢的解决。宣言称：“社会主义是一个国际的运动，它不要求在处理问题的方法上严格一致。不论社会党人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社会的方法上，还是建立在其他方法上，不论他们是受宗教原则的启示或是受人道主义原则的启示，他们都是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奋斗。”（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第1页）
尽管后来的社会党人把上述说法归结为民主社会主义所特有的“多元化原则”，宣称这是适应现代社会发展、民主化和自由化倾向，反对伪科学一元论和垄断权的必然结论。（迈尔：第87—92页）但在当时，原则宣言的主要起草者之一、*布劳恩塔尔却强调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所说的“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成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第2卷，第136页）“曾经为第二国际准备了指导方针，也是提交法兰克福会议审定的民主社会主义原则宣言的最主要的概念。”（SI:SII,1951, No 25）实际上，这种情况也反映了关于社会*际的指导思想的争论造成了原则宣言的内在矛盾。
总之，上述三大争论在时间上互有重叠，在实质内容上又互相联系，表现出循序渐进的逻辑发展关系。这三大争论的产生、发展和解决，拖延或推动着社会*际重建的最后完成，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社会*际以后的发展。苦读书 www.kudushu.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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