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书 www.kudushu.org) 第三节 政策立场的转变及其原因
二战后初期直到1947年以前，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社会党相继通过了战后新纲领。总体而言，其区别于战前纲领的显著特征主要表现在，这些社会党大多试图以战后重建为契机，以反法西斯战争中形成的威望为基础，顺应人民渴望摆脱曾造成全球经济危机并导致世界大战的资本主义旧制度的愿望，进行大规模的社会改良，革除现有社会制度的明显弊端，进而实现他们所主张的社会主义。例如，二战后第一个参加竞选并赢得胜利的英国工党就提出了以实行国有化和普遍福利为特征的竞选纲领和施政政策。（Coates, p.109）同时，这些社会党在国内联盟政策和国际关系方面也提出了新见解。例如，欧洲大陆第一个得到重建的法国社会党从一开始便确立了包括与共产党合作在内的“三党联盟”政策；在1944年11月的特别*上，其*麦耶公开表示“（法国）社会党将永远不会成为*集团的一员”；这次会议还通过决议坚持社共两党合作关系，并提议成立一个社共两党组成的“争取工人阶级团结委员会”。直到1945年底，法国社会党虽然拒绝了法国共产党关于尽快实现双方合并的提议，但却同意双方“向持久的联盟”发展，以“行动统一”为未来可能的“组织统一”进行探索。（Graham, pp.41-42, p.109）在丹麦，社会民主党在1944年还主动提议与共产党合并。（Pattersonand Thomas,1977, p.246）坚持对苏友好也是当时普遍的见解。在1946年底的英国工党第45届年会上，工党领袖在回答关于对外政策问题的质疑时还表示，苏联并无发动战争的需要，英国的伟大职责是促使美苏合作，维护和平。（LPCR,1946, p.151）这种情况在社会党人国际层面的活动中也有所反映。例如，1945年3月举行的伦敦会议。认为，西欧各国未能妥善处理同苏联的关系是导致纳粹德国发动战争的重要因素，因而强调在战后保持对苏友好是制止新的大战危险的主要措施；此外，“会议确认使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急迫需要”。（Steininger, pp.40-43）
正如美国学者克莱默不无夸张但也相当真实地指出的那样，在世界大战结束时，“社会党人希望能够在国际和平和友好的基础上使世界得到重建，某种形式的国际组织也能够顺利地建立；他们要求解决曾使欧洲分裂并引起两次世界大战的那些难题，他们希望没有集团的世界，苏联和西方之间的‘大联盟’会延续下去，他们希望西方和俄国之间的良好关系能够伴随着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的联系或合作，他们总是设想着通过吸收接纳由于大战经历而开阔了视野的教会人士、抵抗战士及中间阶级成员，社会主义会成为在欧洲占有支配地位的力量，最后，他们希望通过革故鼎新和焕发活力的进程，社会主义会当之无愧地占有领导权。这些宏大的期望由于冷战而全都破灭了。”（Kramer, p.53）对于某些社会党人而言，上述希望确是发自内心的，而在另一些社会党人那里，上述种种不过是因时趋势的反映而已。不幸运的是，冷战的出现不但使前者不得不放弃了早先的希望以及实现这些希望的努力，而且极大地刺激和重新唤起了后者根深蒂固的与共产党不睦的传统，同时还急剧改变了各国社会党内部不同理念倾向、不同派系力量间的对比格局。
因此，到1947年国际风云突变和冷战逐渐兴起之际，西欧各国社会党的政策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它们虽然没有完全放弃大规模社会改良的纲领，但在“联盟政策”方面却义无反顾地坚决同共产党人决裂（除意大利社会党以外），不仅停止了同共产党正式的或实际的合作，而且全力排斥打击共产党人。由此对西欧执政局面也产生了广泛影响，例如，在1947—1948年期间，先后有8个西欧国家的共产党人被排挤出了联合政府，其中4个国家 是由社会党人领导的，奥地利菲格尔政府则由社会党人联合执政，而在丹麦共产党则是因社会党人拒绝与之合作组成联合政府，从而由参政变为在野。相应地在对外关系方面，它们迅速放弃了对苏友好政策，放弃了争取独立和合作的欧洲的尝试，转而积极支持或带头制订了政治上追随美国、军事上与之结盟的方针，为冷战推波助澜：先是利用宣传工具在国内渲染对苏联威胁的恐惧情绪和气氛，接着又力主实施了防务战略重心的转移。其中一个例证便是1947年3月，英国工党政府与法国签订的“敦刻尔克条约”，其目的尚是防止德国法西斯东山再起，而此后“抗衡苏联的方针明显地跃居于西方战略的首位”。（陈乐民：第92页）1948年3月，英国工党政府又提议建立了“布鲁塞尔条约组织”，这是战后第一个集体防务性质的安排，其涉及范围之大远非“敦刻尔克条约”可比，而且只是由于最后的疑虑，这一组织的条约才审慎地没有写明防止共产主义西进的内容。（何春超：第60页）1949年4月，具有冷战工具特征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参加这个组织的欧洲10国中，竟有7国政府是由社会党人直接控制或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Braunthal,1980, p.193）
主要由上述这些西欧社会党的右翼领袖所把持着的“国际社会党会议”也完成了同样性质的转变。作为社会党人的国际性组织，它在某些方面甚至走得比个别社会党更远，1948年3月召开的伦敦会议是“国际社会党会议”政策转向的最明显标志，由此确立了其反苏*、追随美国、支持冷战和结成集团的方针。按照布劳恩塔尔的话说则是“捍卫民主、反对苏联毁灭民主的企图，现已成为社会党人国际的中心政策了”。（Braunthal,1980, p.188）同年6月，*会议又通过了题为《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决议，将攻击范围从苏联和共产党情报局扩大到包括整个东欧国家在内的共产主义阵营， （Steininger, p.307）从而明确地表明了“国际社会党会议”的集团立场。
在实际活动中，“国际社会党会议”首先采取了一系列*的做法。例如它支持并鼓励意大利社会党中的右翼分子组成“统一社会党”参加竞选；1949年又直接派出代表团赴意大利，策动了社会党的第三次分裂并马上倡导和主持三个分裂出来的团体实现合并。这几乎是二战后社会党人国际组织直接插手某个社会党内部事务的唯一一次。而对这种无异于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的做法，当时的意大利政府还公开表示了不满。（Healey,1950a, pp.369-371）与此同时，它还出面调停东欧国家社会党中因反对与共产党合并而叛逃在外的难民间的矛盾分歧，协助这些国家的流亡社会党人建立政党组织，在此基础上又在1949年7月进一步组建了国际社会党人流亡中心即“中东欧社会党联盟”并立即接纳其为成员。与此相应，它还组织了各种所谓的难民救济委员会，在经济物质上帮助那些从东欧国家流亡的社会党人。（Braunthal, 1980, pp.192-193）也正是在“国际社会党会议”及其成员党的影响下，原本统一的“国际工会联合会”在1949年1月发生分裂，主要由社会党人控制的一些工会组织另立了“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福斯特：第513—516页）“国际社会党会议”还利用其国际组织的便利在整个西欧乃至世界范围内开展*宣传活动。例如，它通过“中东欧社会党联盟”的联系线索，多次发表所谓东欧国家迫害社会党人，限制人民自由，大规模实行强制劳动的调查报告或实况综述；它还协调西欧国家社会党针对上述情况举办抗议集会或示威。（SI:SII,1951, No 27-28）1950年前后，它还特别针对当时苏联的“和平攻势”发表了各种含有敌意的宣传材料，组织对抗性活动，煽起了不明真相者对苏联对共产党的恐惧乃至仇恨情绪。在这方面，“国际社会党会议”的作用是独特的，甚至是其他组织难以企及的，以至于当时任英国工*际书记的海利自豪地称它“是目前以国际性力量对共产主义进行斗争的唯一的政治运动”。（Healey,1950a, p.373）
但更重要的活动还是“国际社会党会议”内部的协调工作，特别是那些首先完成政策转变的社会党或社会党领袖们往往利用这种国际组织来达到一般的外交会议不能达到的目的。例如，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问世之前的1949年1月，“布鲁塞尔条约组织”参与国的社会党先行集会，统一了接受美国提议组成北大西洋及地中海防务体系的意见。（Healey,1950a, p.373）在1950年冷战再次升级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党会议”先是在6月的哥本哈根会议通过了具有原则声明性质的决议《社会主义与和平》，其中虽然声称“世界和平是国际社会主义最根本的目标之一”，但强调的重点却在于“共产党情报局所引起的紧张局势是对世界和平唯一最大的威胁；非共产主义世界的安全还由于完全听命于共产党情报局的第五纵队的存在而受到威胁”。因此，这个决议的结论便是“自由人民的职责是团结起来”, “整个自由世界的合作和加强欧洲团结具有刻不容缓的必要性”。（LPCR,1950, pp.205-206）这实际上等于明确表示支持“北大西洋条约”及其组织，只是碍于某些永久中立国的社会党的反对，才一直未能形成以决议形式表示支持这个公约的一致意见。（Braunthal,1980, p.194）在同年10月，它又召集了专门讨论“由集体防务所带来的各种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的巴黎会议，针对参与朝鲜战争以及落实北约防务计划给西欧国家造成经济困难的情况进行劝说和解释，终于就“必须保证自由国家的防务所必需的一切负担”达成一致意见。（SI:SII,1951, No 27-28）为了进一步打消某些党的顾虑，会议又设了“欧洲团结与集体防务”研究小组，最后提出了研究报告，以具体的调查统计材料论证各国社会党应当支持重整军备，支持本国政府的防务计划，支持以国民收入的更多的一部分用于军备开支，同时还提出应当同意联邦德国重整军备并加入西方集体防务。（SI:SII,1951, No 27-28）也正是在这时，“国际社会党会议”委员会主席菲利浦斯多次发表讲话或撰文批驳了在冷战中社会党人应取中立的主张，公开声明社会党人的义务就是支持“大西洋联盟”。他要求社会党人抛弃“反美偏见”，拒绝做“第三种力量”的观点，支持美国及西欧各国政府的现行政策。（Gunscheund Lantermann, p.122）
“国际社会党会议”及其成员党的政策转变以及转变后所进行的大量活动最明显不过地说明了社会党人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属性。反过来，这些因素也正是它们能够完成政策转变的最主要的根源。但同时，也不能不看到当时客观形势的促动作用，否则便无法理解这一转变发生的时机以及迅速的程度。
首先，畸态的欧美关系是国际社会党人转变政策的最主要的外界条件。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美国便制订了对苏遏制战略，而且利用西欧的经济困难，以经济援助为手段诱使或迫使西欧国家与之共同对付苏联。在西欧国家看来，在经济困难并伴有政治不稳的条件下也只能在防务和经济上依靠美国。因此，西欧和美国结成了依附和支配为特征的联盟关系，美国成为当然的盟主。这样一来，政治上的追随也是必然的结局。如果说“杜鲁门主义”咄咄逼人的*调子尚不能打消西欧各国不愿欧洲分裂具体化的顾忌；那么，包括170亿美元巨额援助在内的“马歇尔计划”所含有的*目的却为这些国家接受了。在严酷的现实和尖锐的抉择面前，西欧国家很难有其他考虑；对于这些国家的社会党、特别是执政的社会党来说，同样少有回旋的余地。国际社会党会议正是在断定，没有“马歇尔计划”, “欧洲就不可能摆脱经济灾难和政治混乱，会给关系到未来社会主义的和平与民主造成威胁”, （Steininger, p.93）之后，才明确地表示了追随美国、反苏*的态度。
其次，西欧共产党人的斗争策略方面的某些问题，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做法对于社会党人完成政策转变也有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苏联学者西比列夫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指出，战后初期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宗派主义倾向，苏联和东欧国家违反公民民主权利的一些错误以及斯大林时期情报局对南斯拉夫所采取的某些行动，阻碍了共产党同社会党的合作。（西比列夫：第33—34页）从前面的历史考察中也可看到，国际社会党人，特别是那些右翼领袖往往利用共产党或共产*家的一些做法为口实而采取分裂主义和*主义的对抗性行动。在共产党同社会党仍然保持合作关系并有希望尝试组织统一的时候，西欧共产党却往往沿袭了共产国际的不良习惯，造成了分裂而非团结的局面。例如在丹麦共社两党谈判合并问题时，共产党最终以有可能被理解为同苏联的政治制度割断关系作为理由拒绝了社会党人的条件。（Larsen, pp.79-81）而法国共产党在1945年6月提出“统一宪章”时，竟然以“捍卫和宣传由列宁和斯大林丰富了的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使群众了解苏联共产党赢得的“社会主义辉煌的胜利”为主要理由论证共社两党应当组成单一政党。结果，法国社会党人反以法共对苏共的依附是双方统一的巨大障碍的见解拒绝了合并建议。（Graham, pp.97-98）这种做法显然忽略了双方意识形态差异和根本政策的分歧，为右翼社会党人提供了反对双方团结的最好口实，同时又贬损了共产党人的自身形象。再如，在东欧国家，共社两党在前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几乎都实现了合并，如此短暂的合并又不能不给人留下人为强迫的印象。结果，尽管东欧社会党内部确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合并，尽管合并在一定程度上是经过长期准备和酝酿的，但在西欧社会党人以及东欧社会党中反对合并而逃到西方的少数人的宣传鼓动下，人们普遍持有怀疑态度。所有这些既授人以柄，使社会党右翼可以便利地攻击共产党；又确有“为渊驱鱼”的意味，使左翼进步人士也无法坚持原有立场。从时间发展顺序上看，先有情报局对西欧社会党的指名攻击，后有“国际社会党会议”的反攻击，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这个道理。
总的来看，在战后初期社会党人重建国际组织的这一时期里，由于各种因素的交互影响，“国际社会党会议”改变了早期的立场，确立了带有浓厚“冷战”色彩的政策并相应开展了大量活动。尽管这一政策尚处在雏形状态即还没有形成全球性格局，还缺乏从理论上系统的阐述等等，但仍然对后来的社会*际、特别是其50年代的政策有深刻的影响。
可以说，这一时期为社会*际重建完成了政策方面的准备工作。苦读书 www.kudushu.org
二战后初期直到1947年以前，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社会党相继通过了战后新纲领。总体而言，其区别于战前纲领的显著特征主要表现在，这些社会党大多试图以战后重建为契机，以反法西斯战争中形成的威望为基础，顺应人民渴望摆脱曾造成全球经济危机并导致世界大战的资本主义旧制度的愿望，进行大规模的社会改良，革除现有社会制度的明显弊端，进而实现他们所主张的社会主义。例如，二战后第一个参加竞选并赢得胜利的英国工党就提出了以实行国有化和普遍福利为特征的竞选纲领和施政政策。（Coates, p.109）同时，这些社会党在国内联盟政策和国际关系方面也提出了新见解。例如，欧洲大陆第一个得到重建的法国社会党从一开始便确立了包括与共产党合作在内的“三党联盟”政策；在1944年11月的特别*上，其*麦耶公开表示“（法国）社会党将永远不会成为*集团的一员”；这次会议还通过决议坚持社共两党合作关系，并提议成立一个社共两党组成的“争取工人阶级团结委员会”。直到1945年底，法国社会党虽然拒绝了法国共产党关于尽快实现双方合并的提议，但却同意双方“向持久的联盟”发展，以“行动统一”为未来可能的“组织统一”进行探索。（Graham, pp.41-42, p.109）在丹麦，社会民主党在1944年还主动提议与共产党合并。（Pattersonand Thomas,1977, p.246）坚持对苏友好也是当时普遍的见解。在1946年底的英国工党第45届年会上，工党领袖在回答关于对外政策问题的质疑时还表示，苏联并无发动战争的需要，英国的伟大职责是促使美苏合作，维护和平。（LPCR,1946, p.151）这种情况在社会党人国际层面的活动中也有所反映。例如，1945年3月举行的伦敦会议。认为，西欧各国未能妥善处理同苏联的关系是导致纳粹德国发动战争的重要因素，因而强调在战后保持对苏友好是制止新的大战危险的主要措施；此外，“会议确认使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急迫需要”。（Steininger, pp.40-43）
正如美国学者克莱默不无夸张但也相当真实地指出的那样，在世界大战结束时，“社会党人希望能够在国际和平和友好的基础上使世界得到重建，某种形式的国际组织也能够顺利地建立；他们要求解决曾使欧洲分裂并引起两次世界大战的那些难题，他们希望没有集团的世界，苏联和西方之间的‘大联盟’会延续下去，他们希望西方和俄国之间的良好关系能够伴随着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的联系或合作，他们总是设想着通过吸收接纳由于大战经历而开阔了视野的教会人士、抵抗战士及中间阶级成员，社会主义会成为在欧洲占有支配地位的力量，最后，他们希望通过革故鼎新和焕发活力的进程，社会主义会当之无愧地占有领导权。这些宏大的期望由于冷战而全都破灭了。”（Kramer, p.53）对于某些社会党人而言，上述希望确是发自内心的，而在另一些社会党人那里，上述种种不过是因时趋势的反映而已。不幸运的是，冷战的出现不但使前者不得不放弃了早先的希望以及实现这些希望的努力，而且极大地刺激和重新唤起了后者根深蒂固的与共产党不睦的传统，同时还急剧改变了各国社会党内部不同理念倾向、不同派系力量间的对比格局。
因此，到1947年国际风云突变和冷战逐渐兴起之际，西欧各国社会党的政策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它们虽然没有完全放弃大规模社会改良的纲领，但在“联盟政策”方面却义无反顾地坚决同共产党人决裂（除意大利社会党以外），不仅停止了同共产党正式的或实际的合作，而且全力排斥打击共产党人。由此对西欧执政局面也产生了广泛影响，例如，在1947—1948年期间，先后有8个西欧国家的共产党人被排挤出了联合政府，其中4个国家 是由社会党人领导的，奥地利菲格尔政府则由社会党人联合执政，而在丹麦共产党则是因社会党人拒绝与之合作组成联合政府，从而由参政变为在野。相应地在对外关系方面，它们迅速放弃了对苏友好政策，放弃了争取独立和合作的欧洲的尝试，转而积极支持或带头制订了政治上追随美国、军事上与之结盟的方针，为冷战推波助澜：先是利用宣传工具在国内渲染对苏联威胁的恐惧情绪和气氛，接着又力主实施了防务战略重心的转移。其中一个例证便是1947年3月，英国工党政府与法国签订的“敦刻尔克条约”，其目的尚是防止德国法西斯东山再起，而此后“抗衡苏联的方针明显地跃居于西方战略的首位”。（陈乐民：第92页）1948年3月，英国工党政府又提议建立了“布鲁塞尔条约组织”，这是战后第一个集体防务性质的安排，其涉及范围之大远非“敦刻尔克条约”可比，而且只是由于最后的疑虑，这一组织的条约才审慎地没有写明防止共产主义西进的内容。（何春超：第60页）1949年4月，具有冷战工具特征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参加这个组织的欧洲10国中，竟有7国政府是由社会党人直接控制或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Braunthal,1980, p.193）
主要由上述这些西欧社会党的右翼领袖所把持着的“国际社会党会议”也完成了同样性质的转变。作为社会党人的国际性组织，它在某些方面甚至走得比个别社会党更远，1948年3月召开的伦敦会议是“国际社会党会议”政策转向的最明显标志，由此确立了其反苏*、追随美国、支持冷战和结成集团的方针。按照布劳恩塔尔的话说则是“捍卫民主、反对苏联毁灭民主的企图，现已成为社会党人国际的中心政策了”。（Braunthal,1980, p.188）同年6月，*会议又通过了题为《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决议，将攻击范围从苏联和共产党情报局扩大到包括整个东欧国家在内的共产主义阵营， （Steininger, p.307）从而明确地表明了“国际社会党会议”的集团立场。
在实际活动中，“国际社会党会议”首先采取了一系列*的做法。例如它支持并鼓励意大利社会党中的右翼分子组成“统一社会党”参加竞选；1949年又直接派出代表团赴意大利，策动了社会党的第三次分裂并马上倡导和主持三个分裂出来的团体实现合并。这几乎是二战后社会党人国际组织直接插手某个社会党内部事务的唯一一次。而对这种无异于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的做法，当时的意大利政府还公开表示了不满。（Healey,1950a, pp.369-371）与此同时，它还出面调停东欧国家社会党中因反对与共产党合并而叛逃在外的难民间的矛盾分歧，协助这些国家的流亡社会党人建立政党组织，在此基础上又在1949年7月进一步组建了国际社会党人流亡中心即“中东欧社会党联盟”并立即接纳其为成员。与此相应，它还组织了各种所谓的难民救济委员会，在经济物质上帮助那些从东欧国家流亡的社会党人。（Braunthal, 1980, pp.192-193）也正是在“国际社会党会议”及其成员党的影响下，原本统一的“国际工会联合会”在1949年1月发生分裂，主要由社会党人控制的一些工会组织另立了“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福斯特：第513—516页）“国际社会党会议”还利用其国际组织的便利在整个西欧乃至世界范围内开展*宣传活动。例如，它通过“中东欧社会党联盟”的联系线索，多次发表所谓东欧国家迫害社会党人，限制人民自由，大规模实行强制劳动的调查报告或实况综述；它还协调西欧国家社会党针对上述情况举办抗议集会或示威。（SI:SII,1951, No 27-28）1950年前后，它还特别针对当时苏联的“和平攻势”发表了各种含有敌意的宣传材料，组织对抗性活动，煽起了不明真相者对苏联对共产党的恐惧乃至仇恨情绪。在这方面，“国际社会党会议”的作用是独特的，甚至是其他组织难以企及的，以至于当时任英国工*际书记的海利自豪地称它“是目前以国际性力量对共产主义进行斗争的唯一的政治运动”。（Healey,1950a, p.373）
但更重要的活动还是“国际社会党会议”内部的协调工作，特别是那些首先完成政策转变的社会党或社会党领袖们往往利用这种国际组织来达到一般的外交会议不能达到的目的。例如，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问世之前的1949年1月，“布鲁塞尔条约组织”参与国的社会党先行集会，统一了接受美国提议组成北大西洋及地中海防务体系的意见。（Healey,1950a, p.373）在1950年冷战再次升级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党会议”先是在6月的哥本哈根会议通过了具有原则声明性质的决议《社会主义与和平》，其中虽然声称“世界和平是国际社会主义最根本的目标之一”，但强调的重点却在于“共产党情报局所引起的紧张局势是对世界和平唯一最大的威胁；非共产主义世界的安全还由于完全听命于共产党情报局的第五纵队的存在而受到威胁”。因此，这个决议的结论便是“自由人民的职责是团结起来”, “整个自由世界的合作和加强欧洲团结具有刻不容缓的必要性”。（LPCR,1950, pp.205-206）这实际上等于明确表示支持“北大西洋条约”及其组织，只是碍于某些永久中立国的社会党的反对，才一直未能形成以决议形式表示支持这个公约的一致意见。（Braunthal,1980, p.194）在同年10月，它又召集了专门讨论“由集体防务所带来的各种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的巴黎会议，针对参与朝鲜战争以及落实北约防务计划给西欧国家造成经济困难的情况进行劝说和解释，终于就“必须保证自由国家的防务所必需的一切负担”达成一致意见。（SI:SII,1951, No 27-28）为了进一步打消某些党的顾虑，会议又设了“欧洲团结与集体防务”研究小组，最后提出了研究报告，以具体的调查统计材料论证各国社会党应当支持重整军备，支持本国政府的防务计划，支持以国民收入的更多的一部分用于军备开支，同时还提出应当同意联邦德国重整军备并加入西方集体防务。（SI:SII,1951, No 27-28）也正是在这时，“国际社会党会议”委员会主席菲利浦斯多次发表讲话或撰文批驳了在冷战中社会党人应取中立的主张，公开声明社会党人的义务就是支持“大西洋联盟”。他要求社会党人抛弃“反美偏见”，拒绝做“第三种力量”的观点，支持美国及西欧各国政府的现行政策。（Gunscheund Lantermann, p.122）
“国际社会党会议”及其成员党的政策转变以及转变后所进行的大量活动最明显不过地说明了社会党人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属性。反过来，这些因素也正是它们能够完成政策转变的最主要的根源。但同时，也不能不看到当时客观形势的促动作用，否则便无法理解这一转变发生的时机以及迅速的程度。
首先，畸态的欧美关系是国际社会党人转变政策的最主要的外界条件。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美国便制订了对苏遏制战略，而且利用西欧的经济困难，以经济援助为手段诱使或迫使西欧国家与之共同对付苏联。在西欧国家看来，在经济困难并伴有政治不稳的条件下也只能在防务和经济上依靠美国。因此，西欧和美国结成了依附和支配为特征的联盟关系，美国成为当然的盟主。这样一来，政治上的追随也是必然的结局。如果说“杜鲁门主义”咄咄逼人的*调子尚不能打消西欧各国不愿欧洲分裂具体化的顾忌；那么，包括170亿美元巨额援助在内的“马歇尔计划”所含有的*目的却为这些国家接受了。在严酷的现实和尖锐的抉择面前，西欧国家很难有其他考虑；对于这些国家的社会党、特别是执政的社会党来说，同样少有回旋的余地。国际社会党会议正是在断定，没有“马歇尔计划”, “欧洲就不可能摆脱经济灾难和政治混乱，会给关系到未来社会主义的和平与民主造成威胁”, （Steininger, p.93）之后，才明确地表示了追随美国、反苏*的态度。
其次，西欧共产党人的斗争策略方面的某些问题，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做法对于社会党人完成政策转变也有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苏联学者西比列夫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指出，战后初期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宗派主义倾向，苏联和东欧国家违反公民民主权利的一些错误以及斯大林时期情报局对南斯拉夫所采取的某些行动，阻碍了共产党同社会党的合作。（西比列夫：第33—34页）从前面的历史考察中也可看到，国际社会党人，特别是那些右翼领袖往往利用共产党或共产*家的一些做法为口实而采取分裂主义和*主义的对抗性行动。在共产党同社会党仍然保持合作关系并有希望尝试组织统一的时候，西欧共产党却往往沿袭了共产国际的不良习惯，造成了分裂而非团结的局面。例如在丹麦共社两党谈判合并问题时，共产党最终以有可能被理解为同苏联的政治制度割断关系作为理由拒绝了社会党人的条件。（Larsen, pp.79-81）而法国共产党在1945年6月提出“统一宪章”时，竟然以“捍卫和宣传由列宁和斯大林丰富了的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使群众了解苏联共产党赢得的“社会主义辉煌的胜利”为主要理由论证共社两党应当组成单一政党。结果，法国社会党人反以法共对苏共的依附是双方统一的巨大障碍的见解拒绝了合并建议。（Graham, pp.97-98）这种做法显然忽略了双方意识形态差异和根本政策的分歧，为右翼社会党人提供了反对双方团结的最好口实，同时又贬损了共产党人的自身形象。再如，在东欧国家，共社两党在前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几乎都实现了合并，如此短暂的合并又不能不给人留下人为强迫的印象。结果，尽管东欧社会党内部确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合并，尽管合并在一定程度上是经过长期准备和酝酿的，但在西欧社会党人以及东欧社会党中反对合并而逃到西方的少数人的宣传鼓动下，人们普遍持有怀疑态度。所有这些既授人以柄，使社会党右翼可以便利地攻击共产党；又确有“为渊驱鱼”的意味，使左翼进步人士也无法坚持原有立场。从时间发展顺序上看，先有情报局对西欧社会党的指名攻击，后有“国际社会党会议”的反攻击，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这个道理。
总的来看，在战后初期社会党人重建国际组织的这一时期里，由于各种因素的交互影响，“国际社会党会议”改变了早期的立场，确立了带有浓厚“冷战”色彩的政策并相应开展了大量活动。尽管这一政策尚处在雏形状态即还没有形成全球性格局，还缺乏从理论上系统的阐述等等，但仍然对后来的社会*际、特别是其50年代的政策有深刻的影响。
可以说，这一时期为社会*际重建完成了政策方面的准备工作。苦读书 www.kudushu.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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