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书 www.kudushu.org) 在青州，刘备有相当程度上的民意基础，但令人叹息痛恨的是，青州袁氏和田楷数年的拉锯战，攻战不休，粮食并尽，以至于互掠百姓，到了野外连青草都没有的程度。于是青州由此凋敝，百里无人烟的惨状十分常见。临朐等地位于靠近徐州的地方，一直以来，袁谭兵锋也未曾到达，所以尚且保留了几分元气。
袁谭在青州数年，亲小人而远贤能，不恤百姓，掠取无度；征募百姓为士兵，如捕鸟兽，尚且不能得。数年下来，袁谭治下诸郡越发荒敝，甚至万户之邑在籍者不满数百。民心向背，不问可知，于是关羽军所到之处，皆有百姓准备饮水、干粮供给，关羽则以数倍的钱粮偿还；袁谭军所到之处，百姓纷纷逃散，不敢稍加迟疑。
关羽兵到，见百姓困苦饥寒，于是令出军粮、衣服接济百姓。百姓犹记得关羽当年事迹，皆泣涕奔走，互相转告，言“去岁之关将军来讨贼矣”，由是民心粗安。附近数县听说，所余不多的百姓纷纷逃来归附。
袁谭见关羽既得民心，兵力亦不下于自己，于是退还剧县一带，分兵屯都昌以为后拒。关羽用太史慈为先锋，留张延守临朐，自率大部跟进，准备收复北海。
太史慈进兵至剧县，袁谭遣东莱太守管统迎击。太史慈分兵左右为形势，自率中路精锐千人鼓噪而进，勇猛无畏，斩将夺旗，两翼会击，大破管统部五千余人。
袁谭于是复遣部将华彦、孔顺率大部迎战，此时关羽亦到，于是自为中军，赵云部在左，徐勉在右，管平、薛陵、赵谡归属徐勉指挥，全军列阵迎战。
华彦、孔顺本是袁谭所偏信的谄媚小人，本无才能，比不得王修这样的人才，更无胆略，这下被硬赶着领兵作战，见关羽大军雄壮，不战而自怯。关羽挥兵进击，赵云当先杀入，二将稍作抵抗，随即奔逃，袁军遂溃。败兵争先入城，阻遏道路，故此吊桥无法拉起，城门也无法关闭，赵云率轻骑一马当先，勇猛莫当，夺了城门。袁谭自西门杀出，收拢败兵，退守临淄一线。
剧县一战，降者万人，关羽得知他们都是青州百姓，于是许诺，等青州平定之后，便放其还家，降兵皆大悦，当即倒戈者过半，关羽于是把大部分降兵编入各军之中为辅兵，其余令修缮剧县城墙和壕沟。
既克剧县，关羽留赵云率本部收剧县，以甘宁为先锋，自率大众东向，以攻都昌，都昌不战而降。关羽又分兵破降诸县，北海于是平定。
关羽自十一月八日到临朐，至夺回北海，其间经过的时间，不过二十五日。
赵云守剧县，袁谭复率兵数万攻赵云，剧县城池残破，易攻难守，赵云部被攻凡二十余日，岿然不动。其后，关羽平定北海各地，回兵剧县，袁谭解围而走，关羽令诸部兵追击，复大破袁谭。袁谭只剩下从冀州带来的万余人，退守临淄，去信父亲袁绍，请求援兵。
前线捷报传来，王翊一面让陈群加快调集粮食，准备支援前线，一面尽发府库中所剩下的军械，并招募工匠数千，又令征发诸郡兵万余人，送去前线。
大胜之后，正是一支军队最危险的时候。对于关羽而言，一方面，将士都难免有骄傲之心，容易被敌人抓住机会；另一方面，投降的敌军过多，也会造成军粮消耗过快的情况，如此减少供给则降兵不安，不减少则粮食不足。历史上关羽水淹七军，大破于禁、庞德，光战俘就抓获三万余人，诚为大胜，但也导致了关羽粮食不足，于是取湘关米为军粮，给了孙权出兵的直接借口——虽然孙权出兵是必然的。
前线的胜利，也给了王翊进一步动作的底气。
欲成大事，有时候必须去做一些短时间内根本看不到收益，或者收益不明显的事情。
正是因此，虽然刘备三面出兵，人力、物力消耗巨大，王翊还是联合一些政治上观点相近的人上了奏疏，力主大力兴办教育。坦率的说，此时并非大兴文教的好时机，人力尚且好说，物力实在不足，但在此时如果把制度、选址、人事等方面的事情都部署完备，前期准备尽可能做到完善，那么真正开展起来的时候，就不会手忙脚乱，可以措置裕如，从容不迫。
预则立，不预则废，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大兴文教，广选良才，这个政策之所以能得到朝堂上大小官员的一致同意，也是因为这个政策切合几乎所有利益相关方的期望，所以就连皇帝，也无法阻拦。这个政策，其实并没有什么创新的地方，不过是两汉教育制度的改版，但是具体实施的时候，学习的内容却有待商榷。
经史、礼乐是这个时代所无法避开的东西，王翊也从来没有想过把这些内容从教材当中剔除。在王翊看来，早期中国的那些传统经典，在没有被过多腐儒曲解、皇帝修改之前，仍是相对朴素而实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论的集合，是三代、先秦和两汉思想文化的精华，仍有相当程度上的必要性。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他也没有能力把这些东西从教学内容当中剔除掉，如果他想这么做，只怕所有人都会起来反对他。
工学、农学在这个年代也还不甚发达，更何况工匠为人所轻，农人地位虽然不低，但平穷困苦，所以工学和农学自然不会在官方的教育体系当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样的局面，当然应该改变，至于依据，可以向先秦的著作之中去寻找——譬如管荀的著作。
至于数术，格物，也同此理。
但是光凭改良一下教育的内容，还无法培育出一个进步的政治集团。何为进步——朝气蓬勃，锐意进取，才干出众，而又亲近百姓，关心庶民疾苦。
这样的人物，在当世自然也有，但百中未必有一，数量太少，不足以改变什么。
王翊真正想要的，是“惠及大多数人的国民教育”，以数量的积累来实现质量的突破，再谋求建立合理的选官制度。
此前的“科考选吏”为何最终不了了之？不就是因为这个办法触犯了大族的利益，而离开大族这个社会无法正常运行吗？因为这个原因，大族得以肆无忌惮地反对这些政策，而王翊拿他们无可奈何，还得哄着他们，才能让他们不在自己的其他政策上面作梗。要改变这个局面，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个体都强大起来，聪明起来，智慧起来。
建立先进的教育体系很重要，但让教育变得便宜，却更加重要。毕竟王翊理想中的这个年代的政治基础是小农、工商小资产阶级，对前者而言，现在的教育机会实在太昂贵了；而后者，力量又太弱太弱，不足以作为凭借。
光是教育不管用，因为现在这个体系下，教育出来的，往往只会是世家大族的门生故吏，即便有清正廉直的清流名士，也会遭到排挤；改革选官制度，也不管用，因为再怎么选，选出来的，绝大部分都是世家大族的人。只有让大家都成为有文化的人，才能实现社会阶级的变革。
建立普惠于民的教育，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外，还需要廉价的纸和成熟的印刷技术。
于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凛凛寒风之中，王翊召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发布会，展示了他属下的工匠研发的先进的造纸和印刷工艺，并发售自己刊印的成品——十三经各三千册，同时刊发的，还有两汉各大经学名家的著作，近代名儒，如马融、卢植、蔡邕，当世大家，如郑玄、陈纪，年轻才俊，如王朗、华歆，皆有文刊载。在此之前，王翊还尽力征得了他们本人或后人的许可，以传播他们的学术成就。
同时，还有各种规格的书写用纸三万斤，在徐州各地的糜氏的商铺中出售。
中国发明纸张，为时很早，根据出土实物，至迟西汉前期，中国便已经有了造纸的技术。但因为原料和工艺的局限，纸张既不十分便与书写，更算不上便宜，因而无法得到广泛使用。和帝时，宦官蔡伦为尚方令，主管器物制造，于是改良造纸工艺，制造出了更廉价、品质更高的纸。安帝下令推广使用蔡伦的纸，但不久之后，蔡伦因为政治斗争而被杀，蔡伦的发明也难免受到牵连，加上其时流通不便、工艺复杂等等原因，所以就算到了近七十多年之后，纸张仍未得到广泛的使用。
灵帝时，东莱左伯字子邑者，工于书法，于是精益求精，自己造纸。他取前人之法，加以改进，制成了更加精美、均匀的纸张，时称左伯纸。
左伯避难于徐州，王翊数次登门，终于求得其不传之法，加以改进，耗时一年，造出了更便宜的纸。
在王翊发布了新产品之后，正旦日前后几日，张纮、张昭、王朗、华歆、邯郸淳等名士，或在徐州，或在雒阳，或在扬州，或在荆州，纷纷作《纸赋》，叙先贤往圣的事迹和精神，又叹息很多绝学的失传，再赞颂新纸之便利、惠民，为之大造声势，并与宾客互相唱和，数月不绝。当然，与之对应，自然也有作文贬斥者，对此，王翊自然一笑了之。
一时间，纸成为人们所议论不休的热点。
唯一令王翊非常不满的，就是没有人愿意给活字印刷术作宣传。王翊自己文笔又不行，只好就近捉了几个读过经史的文吏，让他们捉刀，写了一些宣传的文章，大力刊发，也算起到了一点效果。
王翊虽然在这次活动中大赚了一笔，但是后果也是他没有预料到的——他当街遭到了刺杀。苦读书 www.kudushu.org
袁谭在青州数年，亲小人而远贤能，不恤百姓，掠取无度；征募百姓为士兵，如捕鸟兽，尚且不能得。数年下来，袁谭治下诸郡越发荒敝，甚至万户之邑在籍者不满数百。民心向背，不问可知，于是关羽军所到之处，皆有百姓准备饮水、干粮供给，关羽则以数倍的钱粮偿还；袁谭军所到之处，百姓纷纷逃散，不敢稍加迟疑。
关羽兵到，见百姓困苦饥寒，于是令出军粮、衣服接济百姓。百姓犹记得关羽当年事迹，皆泣涕奔走，互相转告，言“去岁之关将军来讨贼矣”，由是民心粗安。附近数县听说，所余不多的百姓纷纷逃来归附。
袁谭见关羽既得民心，兵力亦不下于自己，于是退还剧县一带，分兵屯都昌以为后拒。关羽用太史慈为先锋，留张延守临朐，自率大部跟进，准备收复北海。
太史慈进兵至剧县，袁谭遣东莱太守管统迎击。太史慈分兵左右为形势，自率中路精锐千人鼓噪而进，勇猛无畏，斩将夺旗，两翼会击，大破管统部五千余人。
袁谭于是复遣部将华彦、孔顺率大部迎战，此时关羽亦到，于是自为中军，赵云部在左，徐勉在右，管平、薛陵、赵谡归属徐勉指挥，全军列阵迎战。
华彦、孔顺本是袁谭所偏信的谄媚小人，本无才能，比不得王修这样的人才，更无胆略，这下被硬赶着领兵作战，见关羽大军雄壮，不战而自怯。关羽挥兵进击，赵云当先杀入，二将稍作抵抗，随即奔逃，袁军遂溃。败兵争先入城，阻遏道路，故此吊桥无法拉起，城门也无法关闭，赵云率轻骑一马当先，勇猛莫当，夺了城门。袁谭自西门杀出，收拢败兵，退守临淄一线。
剧县一战，降者万人，关羽得知他们都是青州百姓，于是许诺，等青州平定之后，便放其还家，降兵皆大悦，当即倒戈者过半，关羽于是把大部分降兵编入各军之中为辅兵，其余令修缮剧县城墙和壕沟。
既克剧县，关羽留赵云率本部收剧县，以甘宁为先锋，自率大众东向，以攻都昌，都昌不战而降。关羽又分兵破降诸县，北海于是平定。
关羽自十一月八日到临朐，至夺回北海，其间经过的时间，不过二十五日。
赵云守剧县，袁谭复率兵数万攻赵云，剧县城池残破，易攻难守，赵云部被攻凡二十余日，岿然不动。其后，关羽平定北海各地，回兵剧县，袁谭解围而走，关羽令诸部兵追击，复大破袁谭。袁谭只剩下从冀州带来的万余人，退守临淄，去信父亲袁绍，请求援兵。
前线捷报传来，王翊一面让陈群加快调集粮食，准备支援前线，一面尽发府库中所剩下的军械，并招募工匠数千，又令征发诸郡兵万余人，送去前线。
大胜之后，正是一支军队最危险的时候。对于关羽而言，一方面，将士都难免有骄傲之心，容易被敌人抓住机会；另一方面，投降的敌军过多，也会造成军粮消耗过快的情况，如此减少供给则降兵不安，不减少则粮食不足。历史上关羽水淹七军，大破于禁、庞德，光战俘就抓获三万余人，诚为大胜，但也导致了关羽粮食不足，于是取湘关米为军粮，给了孙权出兵的直接借口——虽然孙权出兵是必然的。
前线的胜利，也给了王翊进一步动作的底气。
欲成大事，有时候必须去做一些短时间内根本看不到收益，或者收益不明显的事情。
正是因此，虽然刘备三面出兵，人力、物力消耗巨大，王翊还是联合一些政治上观点相近的人上了奏疏，力主大力兴办教育。坦率的说，此时并非大兴文教的好时机，人力尚且好说，物力实在不足，但在此时如果把制度、选址、人事等方面的事情都部署完备，前期准备尽可能做到完善，那么真正开展起来的时候，就不会手忙脚乱，可以措置裕如，从容不迫。
预则立，不预则废，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大兴文教，广选良才，这个政策之所以能得到朝堂上大小官员的一致同意，也是因为这个政策切合几乎所有利益相关方的期望，所以就连皇帝，也无法阻拦。这个政策，其实并没有什么创新的地方，不过是两汉教育制度的改版，但是具体实施的时候，学习的内容却有待商榷。
经史、礼乐是这个时代所无法避开的东西，王翊也从来没有想过把这些内容从教材当中剔除。在王翊看来，早期中国的那些传统经典，在没有被过多腐儒曲解、皇帝修改之前，仍是相对朴素而实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论的集合，是三代、先秦和两汉思想文化的精华，仍有相当程度上的必要性。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他也没有能力把这些东西从教学内容当中剔除掉，如果他想这么做，只怕所有人都会起来反对他。
工学、农学在这个年代也还不甚发达，更何况工匠为人所轻，农人地位虽然不低，但平穷困苦，所以工学和农学自然不会在官方的教育体系当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样的局面，当然应该改变，至于依据，可以向先秦的著作之中去寻找——譬如管荀的著作。
至于数术，格物，也同此理。
但是光凭改良一下教育的内容，还无法培育出一个进步的政治集团。何为进步——朝气蓬勃，锐意进取，才干出众，而又亲近百姓，关心庶民疾苦。
这样的人物，在当世自然也有，但百中未必有一，数量太少，不足以改变什么。
王翊真正想要的，是“惠及大多数人的国民教育”，以数量的积累来实现质量的突破，再谋求建立合理的选官制度。
此前的“科考选吏”为何最终不了了之？不就是因为这个办法触犯了大族的利益，而离开大族这个社会无法正常运行吗？因为这个原因，大族得以肆无忌惮地反对这些政策，而王翊拿他们无可奈何，还得哄着他们，才能让他们不在自己的其他政策上面作梗。要改变这个局面，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个体都强大起来，聪明起来，智慧起来。
建立先进的教育体系很重要，但让教育变得便宜，却更加重要。毕竟王翊理想中的这个年代的政治基础是小农、工商小资产阶级，对前者而言，现在的教育机会实在太昂贵了；而后者，力量又太弱太弱，不足以作为凭借。
光是教育不管用，因为现在这个体系下，教育出来的，往往只会是世家大族的门生故吏，即便有清正廉直的清流名士，也会遭到排挤；改革选官制度，也不管用，因为再怎么选，选出来的，绝大部分都是世家大族的人。只有让大家都成为有文化的人，才能实现社会阶级的变革。
建立普惠于民的教育，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外，还需要廉价的纸和成熟的印刷技术。
于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凛凛寒风之中，王翊召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发布会，展示了他属下的工匠研发的先进的造纸和印刷工艺，并发售自己刊印的成品——十三经各三千册，同时刊发的，还有两汉各大经学名家的著作，近代名儒，如马融、卢植、蔡邕，当世大家，如郑玄、陈纪，年轻才俊，如王朗、华歆，皆有文刊载。在此之前，王翊还尽力征得了他们本人或后人的许可，以传播他们的学术成就。
同时，还有各种规格的书写用纸三万斤，在徐州各地的糜氏的商铺中出售。
中国发明纸张，为时很早，根据出土实物，至迟西汉前期，中国便已经有了造纸的技术。但因为原料和工艺的局限，纸张既不十分便与书写，更算不上便宜，因而无法得到广泛使用。和帝时，宦官蔡伦为尚方令，主管器物制造，于是改良造纸工艺，制造出了更廉价、品质更高的纸。安帝下令推广使用蔡伦的纸，但不久之后，蔡伦因为政治斗争而被杀，蔡伦的发明也难免受到牵连，加上其时流通不便、工艺复杂等等原因，所以就算到了近七十多年之后，纸张仍未得到广泛的使用。
灵帝时，东莱左伯字子邑者，工于书法，于是精益求精，自己造纸。他取前人之法，加以改进，制成了更加精美、均匀的纸张，时称左伯纸。
左伯避难于徐州，王翊数次登门，终于求得其不传之法，加以改进，耗时一年，造出了更便宜的纸。
在王翊发布了新产品之后，正旦日前后几日，张纮、张昭、王朗、华歆、邯郸淳等名士，或在徐州，或在雒阳，或在扬州，或在荆州，纷纷作《纸赋》，叙先贤往圣的事迹和精神，又叹息很多绝学的失传，再赞颂新纸之便利、惠民，为之大造声势，并与宾客互相唱和，数月不绝。当然，与之对应，自然也有作文贬斥者，对此，王翊自然一笑了之。
一时间，纸成为人们所议论不休的热点。
唯一令王翊非常不满的，就是没有人愿意给活字印刷术作宣传。王翊自己文笔又不行，只好就近捉了几个读过经史的文吏，让他们捉刀，写了一些宣传的文章，大力刊发，也算起到了一点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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